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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官”就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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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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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只要是政府成了被告，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常常不见人影，空空荡荡，法院很多时候只能缺席审判。”谈起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官”拒绝出庭的怪现象，出席“两会”的法津界全国人大代表说，“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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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人民法院5年来共审结行政案件近50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这些“特殊”被告常常不出庭。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国2000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名行政长官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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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仕杰说：“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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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公丕祥认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干部认为官与民的关系就是官管民、官为民，思想上很难接受被推上被告席的现实，觉得“民告官”破坏了自己的声誉，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如果还是一味地靠“缺席”来保“面子”、护“威严”，对法律的广泛推行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化进程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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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近年来，各地披露的政府败诉事件越来越多，但这类审判结果执行起来往往难度较大，不少“被告”利用政府的职权与法律周旋，个别人甚至动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原告，不但使许多“判决”不了了之，也让老百姓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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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仕杰代表说，这说明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亟待进一步规范，同时也表明法院有能力通过行政审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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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200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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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用这篇随手拈来的报道作为例证，只是想说明官本位思想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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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在当代中国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尤其在基层地方政府或机关，这种存在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比如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众负责，对干部的任免只听直接领导人的意见而不听公众的意见，对重要的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争议，领导永远有一票否决权等等，更重要的体现在文化层面，成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积淀，这才是令人尴尬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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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之所以至今仍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如此普遍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甚至作为社会评价体系，没有真正退出过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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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老百姓的“天”，皇帝派出的官员则是老百姓的“父母官”，科举考试也是鼓励人们“学而优则仕”，整个社会评价体系都以当官为尊、当官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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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首先提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提倡工农联盟，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的观念，后来又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口号，强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中心地位。这些思想和措施确实具有观念上的革命意义，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也显示出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口号和政策的提出，只是告诉人们“当家做主”了，但并没有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规定每一个人和“人民”的具体权利。所以，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存在，因此现实生活中才有“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是为你服务的”这种典型的逻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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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本位的当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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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本来是封建政治的产物，是古代“天地君亲师”社会结构的产物。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积淀和惯性渗透，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背景的官本位观念，仍然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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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简单地梳理，我们认为官本位的当代形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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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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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现实中表现最广泛的一种官本位现象。比如，一个官员想要政绩，说在这里修一个广场，建一座雕塑，于是立刻就有了广场、有了雕塑。至于花了多少钱，扒了多少民房，对这个官员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一座在建的公路或桥梁或大楼，遇到某官员一激动，说一定要在某月某日竣工，于是，一切都以这个日期为标尺，到了日期必定请这个官员来剪彩。至于工程是否真的完工，是否偷工减料，是否造成了设计或施工漏洞，也是无所谓的。甚至一个乡镇、一个县区、一个大城市的发展规划，也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领导上任就搞一个新规划，三年以后换一个领导就立刻换一个规划。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随着长官意志变成了图纸上的春梦。但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许多机制还有待完善，在过去的历史中还缺少公民意识，缺少民主意识，缺少代表民主与民意的舆论监督，缺少党和政府内的自我监督机制，所以这种泛滥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的长官意志就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对于这类现象，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了。但这种忽略或无奈并不意味着这类现象就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荒诞、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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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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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政治，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官员权力的依赖。中国古代有一个“包青天”，他刚正不阿，敢斗权贵，老百姓有了冤屈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公正的判决。在当代社会则出现了人们相信和依赖官员个人的权力而不相信法律和政策的现象。比如打官司，如果长久得不到公正的判决，那么没有人寄希望于法律条文和公检法司法机关，相反，人们宁愿旅途劳顿甚至受尽白眼，也要到县委、市委、省委，甚至党中央、国务院去“告状”、“上访”。因为人们都坚信，在法院那里得不到的公道，一定会在上级官员那里得到。因为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听到，不管是多么曲折艰难的案子，哪怕是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案子，只要有一位掌握了足够权力的官员发话了，那么这件千古奇冤总还是有可能得到最终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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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然是现实生活教会老百姓宁愿相信清官政治而不愿相信法治，不愿相信民主政治。我们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是一个非常优秀、深受百姓欢迎的舆论监督专栏，在《焦点访谈》中人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被百姓视为“权力”，百姓感受到的是《焦点访谈》代表着政府、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因此，百姓一旦有冤，就在《焦点访谈》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着《焦点访谈》来解决问题。人们似乎忘记了《焦点访谈》只是一个传播媒介，他们应该到的地方是法院、检察院。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传统观念中的“唯官”意识或清官政治思维在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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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奖励官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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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有点绕口，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把做官当作奖品或荣誉奖励给某些人。这种现象最早是用在劳动模范或其他类似的先进工作者身上的。比如你是个技术能手、养猪专业户、模范护士、优秀售货员，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可能成了科长、主任、人大代表、党委副书记之类。这个官职，和奖状、大红花是一个性质的，那只是对你的表彰，是对你以前的劳动的一个鼓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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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劳模当官的做法主要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到了90年代之后，则又相继出现了企业家当官、学者当官和博士当官几种新型奖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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