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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社会改革和舆论监督的深入，不仅仅是给每个人带来了具体的利益，更具深远意义的应该是启发和倡导了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如孙志刚事件、矿难事件、“非典”事件等种种不同的公共事件，在深化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地位的同时，也引导和教育了公众，使公众知道，个人是国家的主体，个人是独立的社会存在，公民的权利在“社会公正”的框架内是应该并且可以得到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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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沟通方式已被社会承认，但是作为舆论监督基石的公众的公民意识某种程度上仍处于朦胧阶段。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把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舆论监督的民主特性联系在一起。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一个缺乏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社会，是不会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的。所以，无论是作为文化建设，还是作为政治文明建设，当下的中国都需要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更为普及的舆论监督，尤其需要具有明确公民意识的公众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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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民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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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现实中的直接障碍是既得利益。任何既得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舆论监督的目标指向自己。无论是政治权力、文化地位还是经济利益，都想与舆论监督划清界限，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官员的权力意识。只有权力意识而没有民主意识的官员，本身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哪种社会力量愿意引入作为民主意识的舆论监督，使之成为自身永恒的敌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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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排斥舆论监督的惯性，没有什么内部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只能依靠民主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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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应当自觉地加强民主的力量，大力推进法制，使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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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应通过制度法律等多种层面强化官员的民主意识。让官员在多重力量的制衡中认识民主的力量，并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培育自己的民主意识。这一点，我们党和政府已经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舆论监督的问题，胡锦涛在阐述“和谐社会”的内涵时，首先强调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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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因此，舆论监督的存在，对于官员的民主意识永远是一种推动力量。舆论监督对于官员的权力扩张和官本位意识是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官员都会透过舆论监督感受到民主的力量，并由此而提升自己的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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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舆论监督与官员的互动关系来看，推动舆论监督实质上也意味着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尤其是意味着对官员的民主意识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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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官员，在他掌握公共权力的时候也许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甚至可能有非常强烈的民主意识。但是随着权力的扩张，官员会不自觉地远离民主、拒绝民主。因为他需要权力的超越性，超越个人，超越团体，超越秩序，把自身异化为权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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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防范和对抗这种权力的扩张性，现代社会才发展出舆论监督这种社会沟通和平衡机制。它以民主的面貌出现，向异化为权力的既得利益或既得秩序呼唤，希望通过这种沟通机制，达成利益和秩序的新的平衡。如果呼唤不被接受，利益无法平衡，舆论监督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动荡，“民主”的社会沟通形式就会被不规则的秩序组合所替代，这就形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那么，为了避免强迫性的革命的结果，代表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的人自然愿意接受以“舆论监督”形态出现的社会诉求。这就是官员的民主意识，尽管是被动的，但却是对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诉求的接纳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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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更自觉、更深入的普遍的民主。当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乏公民意识、普遍缺乏对民主的主动追求时，首先培育官员的民主意识，让官员以开放的眼光看社会，以民主的精神对待多元价值观的出现，应该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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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到现实的诱惑，也许是受惯性的政治思维的推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政策。这种政策来自经济学界，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官本位色彩，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便显露出其特有的弊端，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价值取向的拜金主义。其背离人性化、人本主义和文化平衡的思维取向，引起整个社会的心理震荡和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强烈质疑。因此，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的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平等与社会公正的观念，对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具有或可能具有比“效率”更深远的意义。由于世纪交替这几年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引发了中国社会舆论监督的阶段性热潮，相应地引起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成员对于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公民权利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注与追求。相对于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而言，公共权力管理者，更应当强化自己的民主意识，应当借助于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去自觉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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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平衡机制与文化多元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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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是一种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无论是政党、阶层、种族、行业还是区域，都可以运用舆论监督机制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表达的方式会有很大差异，比如可能是报刊的文章、电视的访谈，也可能是不同党派团体间的会议、谈判，还可能是形式规模各异的游行、集会等。不管形式是什么，它都向社会传达一种信息，即现在的社会结构、利益体系出现了某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损害了某些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如不做出调整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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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不同的声音出来之后，社会就应当及时地从中接收信息，并适当地做出调整，以达到利益的均衡和社会的平衡。例如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做出的减免农业税和中央先后做出的“开发西部”、“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带有利益导向的发展决策，就属于这种调整。各地做出的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差异、取消城市暂住证等决定，也是在舆论的强烈声浪中做出的利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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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观察，我们发现舆论监督并不是表象地只针对具体事例提意见发牢骚的孤立行为，它也不是游离于社会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之外的装饰性的行为。事实上，由于舆论监督是民主文化环境的产物，所以它在本源上就带有民主的特征。它随时随地代表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姿态向社会发问、向社会吁求，以平等的姿态干预社会的进程，促使社会各种成分各个部分协调共处平衡发展。舆论监督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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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实践层面具有的社会平衡机制之外，把舆论监督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和人类文明史的时间坐标去观察，我们会在超越实用的层面之后发现，舆论监督对于建设多元文化观念、调节社会价值冲突以及建设动态平衡的和谐社会具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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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一元的，我们的文化观念体系也是由“天地君亲师”时代延续下来的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由整体到个体的单向度的，所以那时的整个社会是僵化的、静止的。在那种文化氛围中，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是计划的，文化则是单向和单色的。除了技术性探讨之外，其他的理论性思维和学术性思维都是格式化的、先验的。其中最极端的可能是生物遗传学领域中李森科学派与孟德尔学派的“争论”。这个本来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性”的话题，因为牵涉到某种政治背景居然成了学术禁区，所有的教科书和教授都绝口不提孟德尔的名字，似乎遗传学就是李森科一个人的科学。至于在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当然就只能有一种观点、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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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正常的舆论监督的出现，我们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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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观念首先出现在学术领域。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同时引进了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化成果。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西方思想以平等而统一的“当代学术思潮”的名义进入了中国，使中国人来不及为它们排队划线，更来不及在政治上为它们划分等级。经过简单的装备和实弹演习（用新学说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之后，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现这种各说各话各领风骚的局面，能够轻易地建立起不同思想不同学派之间的平等交流机制，文化的空气流动起来了，思维的活动空间也大大拓展了，人的创造力也在学术的互相砥励中被大大激发，一种创造性思维的文化生态就在不同观点的碰撞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了。因此，“多元化”和“多元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被学术界郑重地提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议事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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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的脱节，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观念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只在学者们的文章中间流传，完全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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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发表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逐渐触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也引发出关于社会变革的某些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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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潜在的震荡持续到90年代末，终于形成明确的理论冲突。关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率的讨论，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讨论，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讨论，都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之外，普通老百姓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关心。最后，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又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被思想界、学术界和国家权力机关注意到，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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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意到民间声音对平衡社会利益、协调社会权利和校正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之后，学术界和思想界再次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多元化的可能。因为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表达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时，他们实际上很可能代表不同的文化立场，表达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各自平等地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多元化的形式。只要这个社会保持这样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追求，而这些不同的追求又都能获得平等的表达权利和生存权利，这个社会就会保持它前进的动力，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也会在不断的沟通、协调和调整过程中，向着和谐的境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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