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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称为“问题”、“危机”的本身就体现了人们的社会评价。这些问题是以往人们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评价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是今后进行正确社会评价的起点。世界各国都强烈呼吁尽快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有人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一代会比一代聪明，后人会有更多更好的创造新能源、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目前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小问题，必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有人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这样的危机状况必然会威胁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地球和人类会因此而毁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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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重危机面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并存，广泛而深入地从不同角度进行社会评价，引导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评价进行反思，对其他群体的利益、观点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理解，在彼此对话、互相商谈、宽容理解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出发，从当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从当代人和后人的利益均衡出发，对各个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既要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又能理智地、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正确、公正、快速地处理这些问题打下思想基础，形成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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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舆论监督与社会评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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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和国家诞生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作为一种无形而神奇的力量在协调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类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依据。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它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控制手段。卢梭甚至认为它是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三种法律之外的第四种法律，是国家真正的宪法。而从本质上讲，社会舆论是社会评价的一种，特殊的权威性决定了它必将影响整个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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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评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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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关于舆论的概念内涵的表述中，已经具体地罗列和分析了有关舆论的多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尽管它们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侧重，但都是落脚在“舆论”是“……意见”、“对……的看法”或“对……的态度、评价”上。那么什么是意见？法国批评家、著名新闻记者秀厄说：“我把流行于一个民族内部的大量真理和谬误的结果，那个决定着它的判断，决定着它的尊重和蔑视、爱和恨，决定着它的癖好和习惯、恶德和善行——一句话，决定着它的风习的结果，称之为意见。”〔3〕《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见的解释是“对事物的一定看法或想法”。这些都是从广义上理解“意见”的。从狭义上讲，意见即是对态度的语言表达，态度的强硬、和蔼、软弱都可以通过意见中的措辞声调表现出来。著名的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说“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映具有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4〕决定态度形成的根本因素是人的价值评价。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缘故”就是人的评价。评价是态度的基础，是态度的内在支撑，只有在认知评价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内心体验，形成喜欢与厌恶等情感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后凝结为一种行为倾向，构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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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任何事物的态度都不是纯粹客观的，总是扎根于自己的需要，或者说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即利益。评价正是从利益和需要出发，对评价客体与自身需要关系的评价，是价值意识与主客体价值关系的现实联系，即价值意识朝向客体的对象性精神活动〔5〕。因此说，意见表达的真正内容还是评价。尽管意见首先要建立在对事物的认知印象基础上，有一定的陈述内容，但其中的评价因素是最本质、最根本的，是意见和舆论的灵魂所在。没有评价，形不成态度，就无所谓意见，也就谈不上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是评价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评价和态度可以是隐蔽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而舆论是公开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评价，不公开的评价不构成舆论。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广大群众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丰功伟绩的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对周总理逝世的悲痛，都体现在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张贴诗词，发表演说上，人们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和言论，形成的是社会舆论，表达的就是评价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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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在本质上是价值评价的一种，同时，单个的或少数人的评价和意见不构成社会舆论。舆论主体，即发表意见者必须是相当多数，舆论是姓“群”的，“舆”字本身就是“公”的意思，只有多数人由于一定的信任和趋同心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彼此折射、借鉴、补充、完善，逐渐形成倾向较为一致，能代表整个舆论者群体的共同意见，才能构成舆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生下来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不但以自身个体形式存在，而且也作为集体或某一群体的成员而存在。每个人的意识和思想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很少有纯粹的个人意识，针对某一与自己社群、团体有着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事物，往往有意无意地从群体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后，互相质疑，互相折射，互相影响，在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之中，逐步地修正自己原有意见中的偏狭和局限，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一个人说“这是好的”、“我喜欢秋天”，只代表一个具体的意见、看法，只有相当多数人，如一个阶级、一个团体等对同一社会问题共同关注，才可能形成舆论。如今，腐败现象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大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大家对之议论纷纷，从不同的阶层或群体角度发表意见，提出惩治腐败的具体措施，呈现出多样性，但共同一致的倾向是：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坚决严厉地惩治腐败，力挽狂澜，清除国家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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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社会舆论本身是评价的一种，内在地蕴涵着对事物价值和价值关系的评价，同时，这种评价又是相当多数人通过广泛议论，最后站在本群体的立场上形成的公众意见，舆论的主体是与个体相对应的社会，因此说社会舆论是一种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是社会评价的一种。舆论监督本身是舆论的一种功能，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明显的倾向性。在舆论监督中，舆论是手段，目的是进行监督，对社会事务和社会运行中的偏差行为进行制约和纠正。舆论监督通过赞成或反对，拥护或谴责，评论或讽刺等方式，对监督对象作出评价，表达民意，对被监督者造成舆论压力或心理压力，从而收到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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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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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成员进行整合，能对国家和社会管理机关及社会道德状况进行监督，加速社会政治变革等，且这些社会作用因其所具有的无形而神奇的权威性而更加威力无穷。掌握和引导社会舆论是国家了解民情、民意，进行正确的社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社会评价的一个基本参照，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把“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一部分提了出来，把“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一个小环节写了进去，党和国家对社会舆情掌握、舆论引导的高度重视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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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是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能够迫使社会个体放弃自己个别的、特殊的意见和看法，顺从公众的意见，也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并且，这种权威性是无形而神奇的，它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可以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又抓不到它。“他是个奇怪的人物。你可以同时在任何地点，在所有的地方遇到他，在城市，在农村，在火车里，在大街上……他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战士或大学生……他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年岁不大，或上了年纪。有时是妇女，有时是男人，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什么事情也休想逃过他的眼睛，什么也骗不了他。”这段出自罗马话剧《公正舆论》（编剧：奥·巴琅格）将舆论拟人化的台词体现了舆论渗透力的广泛性和普遍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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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会舆论这种神奇的权威性，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活动也往往要通过它发挥作用。任何约束和制约都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任何外在约束只有得到主体的认可和确认，理解和尊重，转化为人内在的主动自觉的行动，其权威性、约束性才能最深刻地得以体现，这正是权威机关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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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精辟论断，广大人民群众是政府的力量之源、权力之本，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理解，再合理、再科学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都只是空话一句，其权威性也都荡然无存。国家可以对付个别人的抵制和反对，但永远都承受不住绝大多数人的反抗和攻击。而社会舆论是调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任何政府、当权者要想操纵庞大的社会生活，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意志，都必须通过社会舆论这一武器。因此，任何政府机关在做出自己的社会评价之后，都要借助各种宣传工具，造成一定的宣传声势，把自己的评价结果通过尽可能好的方式灌输给公众，引起公众讨论，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造成社会舆论。而对于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结果还要通过舆论监督来收集和反馈，通过舆论监督和对热点问题的引导，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阶段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前景和希望也告诉群众，把社会主义改革的前途、命运同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具有比政策和法律更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对增强社会和民族的凝聚力、树立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对弘扬时代正气、促进各项工作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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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政府权力机关做出的社会评价必须参照群众的意见，听取群众的呼声，掌握社会舆论动向，尊重舆论监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些地区，农民因贫困和愚昧而去卖血，染上艾滋病，致使雪上加霜，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严峻挑战。于是，人心惶惶，怨声载道，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抵触情绪。但由于涉及一些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一些地方封锁消息，压制声音，使这些人的生活步履为艰。后来是一些新闻单位冲破重重阻挠，对此事进行了曝光，倡导舆论监督，引起了全国轰动。国家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后，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耐心引导，悉心照料，全心服务，帮助这部分群众走出困境，重新树立生活信心。开始于2001年的“黑哨”风波，由宋卫平、李书福等人揭露的裁判受贿等足坛黑幕，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强势媒体在内的难以胜数的媒体都进行了全面的、持续的报道。在人民网中键入“黑哨事件”，截至2002年11月21日，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共有84篇，其中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发表的评论有36条。〔7〕包括网络在内的新闻媒体对足坛的腐败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对足球运动的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两会”上代表提出对此事进行处理的要求，让原本依然我行我素，试图以所谓的行规解决问题的足协，和迟迟不动的司法机关不得不重视起这个严重的问题，实现了司法介入，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追查和制裁，还人们以公正。舆论监督不是制度性评价，不能直接地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推进和影响到制度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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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到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特征，而舆论监督作为社会评价的一种，其合理性自然是相对的。社会舆论代表舆论主体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公共意见，理论上讲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但这种公正性、合理性是相对的，因为社会舆论是“相当数量”的人或特定群体利益的反映。利益决定评价，决定舆论。有时候这一群体的利益与其他群体不一致，这一点在阶级社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阶级的舆论与被统治阶级的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对峙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成分的多元并存，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而在一个更大的群体——国家里面，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又成了小利益，着眼于国家大集体利益来说它们的合理性是相对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政治开放性与文化包容性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显著特征，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形成中往往有一个舆论领袖在发挥较大作用，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应该是在该舆论领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受人尊重的人物，但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特别是如今，新闻媒体成了引导和发起舆论的重要阵地，新闻媒体除了是群众舆论的代表外，自身还有着独立的利益和诉求，也会出现与社会正义相违背的情况。冯玉祥在《我认识的蒋介石》中介绍，蒋介石曾有这么一句话“舆论、舆论、舆论！我拿300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它说什么，他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8〕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就是利用了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煽动群众的狂热情绪，鼓吹个人崇拜，发动一场现代造神运动，借此实现个人的野心。“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首领李洪志利用当代价值观念冲突、混乱，主流价值观念缺失的现状，向人们宣扬“世界末日”论，通过录像带、录音带、书籍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受众宣传其邪教言论，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利用了人们对强身健体和信仰的追求，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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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社会舆论的合理性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只有积极引导舆论导向，才能保证社会舆论向着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方向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这些舆论是正向的舆论，是应该支持、鼓励和引导的舆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及时地进行舆论检测，即民意测验，把握舆论走向，让舆论真正地反映群众心声，而不是被个人所操纵，或囿于小集团的利益之中。有针对性地宣传、引导，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地将国家的社会评价形成社会舆论，并通过舆论来维持人心稳定、社会稳定、大局稳定、政权稳定，这是所有当政者所共同追求和向往的。当然，引导的前提是鼓励广大群众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民主环境，因为只有疏才有导，只有通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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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谈到，舆论监督无处不在，针对国家权力机关失当或错误的社会评价进行抨击，通过施加压力来影响它们的评价和行为，这是舆论的天职。五四运动就是一个社会舆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的成功范例。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防腐剂，舆论监督敦促社会评价实事求是地以人们的根本利益为基点来进行，推进评价的科学化进程，提高其合理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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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社会评价的传统形式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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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表达着人心的向背，预示着风云的变幻，关系到个人荣辱、事业成败和社会兴衰，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法庭的公判、铭刻在内心的法律、净化社会空气的过滤器，有力地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它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发挥着调节社会行为、规范人们活动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必然要求社会舆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而社会信息化也使监督方式公开性和监督效应及时性成为舆论监督的新特征，这无疑给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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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舆论监督的传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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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先民的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开始，舆论就在社会中生根发芽。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扩大，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舆论监督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总体上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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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童年”，原始的社会评价是用“童眼”看世界，用“童心”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时没有个人意识，没有“我”，只有“我们”，进行评价的主体只能是社会、氏族。原始的评价积淀成风俗习惯，并以此来监督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氏族社会的成员“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由舆论来解决问题，当时的部落首领或氏族中德高望重者就是舆论领袖。在风俗习惯的调节下，“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庭，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原始氏族开始禁止族内婚、辈份婚的方式就是婚姻习俗，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习俗，就会受到整个氏族的攻击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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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风俗习惯作为一种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存在于原始社会，而是表现为文化积淀在不同社会变换着不同的内容，而始终不变的是其制约性和权威性。在我国封建社会，女人要裹脚，“三寸金莲”是对小脚女人的美好赞誉，不裹脚、脚大的女人长得再漂亮也是丑陋的，不招人喜欢，嫁不出去的。这是当时的审美标准，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更作为风俗习惯贯穿在社会上下，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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