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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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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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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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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图加林诺夫：《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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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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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转引自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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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 第五章 中西方舆论监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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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闻学理论把舆论监督视为新闻媒介的普遍功能之一。在新闻实践中，舆论监督不仅见诸西方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为我国新闻界所运用。但由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不同，中西方的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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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方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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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方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是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关于人性论的基本假设、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对中西方的舆论监督思想起着有力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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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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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者赛伯特认为：“关于公众通讯工具与其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之间的任何理论，是被人与国家之间关系某些哲学原则所决定的。……这些原则包括：（1）人的性质；（2）社会与国家的性质；（3）人对国家的关系；（4）基本哲学问题，知识与真理的性质。”〔1〕我们关于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思路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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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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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关于人性论的假设是相互对立的。西方政治思想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出发，主张人性本恶。既然恶是人类的天性，那就不可能彻底地灭绝它，而只能将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采取适当的途径与手段来利用和引导这种天性，使之产生积极的效果。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舆论监督思想，一方面认为组成政府的人并不具备道德上的任何优势，因而需要警惕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作恶；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并非与人为善，而以揭丑、曝光为能事，常常抱着一种恶作剧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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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性善论为主流，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一类说法众人皆知，根深蒂固。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不坏的主意，不仅不能让普通群众从中分得任何好处，反而对他们极为不利。人性本善表面上是说大家都原本心地善良，其实大为不然，因为传统政治话语中的“人”，是治人者而非治于人者。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德之高低是君子与小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分界线。权力的大小于是成为衡量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而儒家正是靠着他们所掌握的道德资源，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的。他们的批评多集中在君主是否崇尚武力、生活奢侈、宠信奸佞等方面，几乎都是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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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性论假设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超验的哲学命题，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如何认识权力的重要前提。性恶论和性善论对舆论监督各有益处。分别持两种观念的基督教和儒教在历史上都对政府权力起到过一定的约束作用。不难看出，性恶论更容易使人们对权力可能导致的腐败产生警惕，而性善论则有利于政府官员意识到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但问题在于传统的权力约束方式都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并且两种假设都包含着对普通民众的否定，所以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批评与现代舆论监督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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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讲，现代舆论监督思想隐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人性论观点：对公共权力而言，它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需要时刻提防其越轨之举，甚至把他们当作坏蛋来对待，这是一种性恶论的立场；反之，对社会公众则寄予了高度信任，认为他们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并且不会被腐化，或者说不会犯错误，这无疑是性善论的观点。中西方传统文化为现代舆论监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比较起来说，对权力者持性恶论观点也许之于现代舆论监督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然，难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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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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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道内容来说，舆论监督主要的，或更多的是负面报道，不同的文化心理对它的接受程度各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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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报道是西方新闻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它们的新闻作品中负面报道的比例远远超过正面报道。美国新闻记者杰克·海敦认为好消息往往不成其为新闻，坏消息才是新闻。例如战争、灾害、飓风、地震、喷气飞机失事等，都是新闻，他甚至断言：“火灾和事故，都是每天的新闻。”〔3〕杰克·海敦的目的并不在于给新闻下一个标准定义，而是对西方新闻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总结。对灾难事故的热衷，体现了西方新闻记者在新闻事实的价值选择上的共同倾向，也是其悲剧性文化心理的反映。根据这一观念，灾难性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视而不见只能是自欺欺人，幻想能摆脱这种结果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正确的选择是正视它，并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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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文学传统看，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小说和戏剧占了绝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数量非常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不论从作家的创作心理还是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看，都表明悲剧意识的缺失。因为中国人普遍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悲惨的结局如果降临到好人或无辜者的头上，就会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话剧《曙光》，在表现洪湖地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时，描写了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冯大坚被坚持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林寒杀害的情节。不少观众感到无法认同，他们不解地问：“冯大坚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这么有能耐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快就死了？很可惜，死得太早，是不是叫他死得晚一点，或者不死？”〔4〕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中国受众是缺乏悲剧意识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学者都一致认可这一结论，如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很少是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孔子反复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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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幻世界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一位中国学者在谈到他对西方舆论界的印象时写道：“看不少西方政客的传记，都发现他们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的气氛下，如履薄冰地坐着首相、部长等临时交椅的心态。因为这些国家的电视尤其是报纸的最大功能就是揭露。好人好事很少有人表扬，做了就做了，但若有歹徒行凶、官员“下水”之类的消息，就会被整个新闻界炒来炒去，直到有了大快人心的结果。我的印象是，社会舆论和心理都不喜欢好人好事受表扬，而愿意欣赏坏人落网、官员丢官之类的奇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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