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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统治者腐化堕落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民的监督。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看来，人民是他们的统治者的唯一监督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促使统治者恪守他们制度的真正原则。而人民监督政府最主要、最经常的中介就是报刊这样的新闻媒体。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写道：“要珍惜我们人民的这种精神（干预政府），并且让他们警惕地监督政府。不要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而是要靠开化的办法去改正他们。如果一旦他们不去留心公共事务的话，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及州长都将变成狼了。这似乎是人类本性的普遍法则，尽管有个别人是例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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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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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观念中，上帝和其子民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被信奉者与信奉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有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上帝与人之间订立契约，通过契约相互约束，违者受罚。一部《圣经》实际上也就是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契约，所以它又称为《新旧约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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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代，西方政治学家将契约观念运用到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国家源自人民的契约。荷兰政治学家格老秀斯首先阐述了这种主张。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财产之分，人人自由平等，个人是自己权利的保障者，有权抵抗他人的不正当行为。随着人类发展，出现财产分割，人们觉得孤立的家庭不足以抵抗强暴的侵逼，于是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后来，霍布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洛克将它又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他提出政府源于人民的契约，政府如果违背了人民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人民就可以把滥用权力的人当作敌人来对待，用强力对付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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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极大地提升了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近代之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被认为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即舆论对权力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而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视为全体人民经过同意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舆论因此成为国家主权的来源，构成法律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人民的意见既然是各级政府的基础，公众的舆论毫无疑问就应当成为约束权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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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世俗化过程，教会势力不断衰落，舆论的社会控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们注意到，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关乎一个人的声誉。世俗舆论所能给予的奖励——名声，是封建贵族和教会人士所不屑的，但商人们却趋之若鹜。哈贝马斯在分析舆论的古典含义时提到，舆论有两个原始意义：一为纯粹的意见即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二为意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誉，也就是一个人在他人舆论中的“名声”。“舆论如果尚未得到证实，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意见；这种舆论和人群中可疑的声誉意义上的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13〕哈贝马斯对舆论的声誉意义所作的批判正是西方传统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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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没有得到确证的意见的舆论，在近代学者的努力之下，不断趋于理性化，并且逐渐取得了与法律同等的地位。在洛克看来，各种法律可分为三类：神法、民法和舆论法。第一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渎神还是虔诚，第二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有罪还是无罪，第三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德行还是劣迹。卢梭则进一步论证道，舆论是铭刻在公民内心的法律，是构成国家的真正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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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舆论被提升为立法权力的主要资源后，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也就等同于“舆论的统治”了。宣扬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自然也就要接受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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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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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他们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从上帝的意旨转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上来，即资产阶级主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人民的一致认可。这一点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一方面以人民主权论相号召，用“民主即舆论的统治”为幌子，发动广大群众同反动落后的封建贵族和僧侣势力做斗争；另一方面又炮制出所谓的“分权论”，制造权力分散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分权论虽然在客观为实现公众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可能，但并不能掩盖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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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论是关于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简单地说，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避免因权力的过分集中而产生腐化现象。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必须严格划定职权界限。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手中，他们就不但不会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还会按照自己的一己私利去制定和颁布法律。孟德斯鸠将分权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权分立”学说，他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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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家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尤其是在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推动下，西方分权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杰斐逊强调，人民是政府的唯一监督者，如果人民同政府距离太远，或者插不上手，就无法关心政事。他说：“当每一个人都参与他们地区政府或较高级政府的监督工作，觉得自己不仅在一年一度进行选举的那天，而且每天都是事务管理的参与者；当每州没有一个人不是本州大大小小参议会的会员时，他们就会宁愿粉身碎骨，也不肯让凯撒和拿破仑那样的人来夺取他们的权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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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舆论的拥护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只要人们利用报纸，自由地交流思想，就会认识真理，他们的分歧也会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自行澄清。当提供新闻的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得到保障时，政府就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人民就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报刊自由是人民其他一切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哪里报刊是自由的，并且人人都能阅读它们，一切就是安全的。”因此，在杰斐逊看来，代表民意的报纸比管理人民的政府更为重要。他有一段名言：“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是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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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权力制衡的原则出发，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公众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对权力机构实行约束。而人民监督政府最主要、最经常的途径就是报刊等新闻媒体。这种思想后来就引申为新闻媒介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势力或第四种权力，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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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舆论监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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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思想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中国古代虽有“民主”一词，但却指“人民之主”或“人民的君主”，没有体现现代的民主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舆论监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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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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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是与民本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所谓民本，基本含义有二：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17〕民本论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尚书》中即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一类说法。后来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他从历代为政者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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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为国本的立场出发，民本论认为民意即天意，违背民意就是忤逆上天的意志，必将受到老天的惩罚，失德失位。因此，为人君者必须“敬德保民”，顺民意，体民情。民意在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对政治权力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太康失国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传，夏朝第三代君主、大禹的孙子的太康，贪图逸乐，沉迷猎狩，国政荒弛，以至民皆嗟怨，最终被国民所逐而失国。张居正的《帝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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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国事。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返。有穷后羿固民之怨，拒之于河，弗许归国。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失国，居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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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早期政治生活中，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监督作用，它通过让民众直抒胸臆，对当政者的过错加以批评。而贤明的君主，不仅不阻挠群众对政事的议论，还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表达意愿的渠道，如《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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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对时政的褒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中断过。难得的是，在民本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许多勤于朝政的开明君主，大都能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其臣属乃至庶民的议政之见，以便纠其偏、补其过、善其政，即使百姓所言没有道理，也不加谴责，而是留下供日后参考，若是其言有益于国事，有补于治道，则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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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应看到，民本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所谓的“民”只是对象性的客体，与作为主体的“君”相对。因而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完全视君主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定，无法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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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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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教性恶论的观点相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假设为性善论。他们从父慈子孝这一套亲属人伦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而每个人都可以在道德上达到完美的境界，这使中国传统式的舆论监督更强调与人为善、治病救人，而不是暴露人性中阴暗、丑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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