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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兼有疾病与医药的含义，分训而背出，作为文艺理论或许有些费解，但舆论为执政者药石的思想并不复杂。据《左传》记载，襄公三十一年，有人向郑国执政子产建议拆毁乡校，以平息人们对朝政的议论。子产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22〕。不过，人之常情是讳疾忌医。舆论虽为良药，但喝下它却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误。对执政者来说，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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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喉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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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出现之后，中国报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喉舌论”观念，梁启超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他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积弱，濒于灭亡的危险境地，主要原因为“壅塞”。就是说，当政者闭目塞听，既不通世界之事，也不了解民情。这种政府好比长着耳朵、眼睛的聋子和瞎子，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臣民就像长着嘴巴的哑巴。而报纸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沟通上下，充当国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他写道：“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23〕这番对报刊作用的极尽夸张的描述，中心意思是将它比作国家的耳目喉舌。喉舌论形象地概括了报刊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所能发挥的去塞求通、通上下之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集中国近代报刊功能思想之大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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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的喉舌论概念中，喉舌主要指人民喉舌、群众喉舌，我们今天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追溯历史，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喉舌观念源远流长，早有明确固定的内涵，那时的“喉舌”即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重要官员。《诗经·大雅·烝民》说：“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很明显，这里的喉舌指传递帝王政令，通上情于下的朝廷重臣，而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将下情上达的群众喉舌。又如扬雄《尚书箴》说：“是机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能掌握朝廷机密的不可能是一般百姓，只能是“王之喉舌”。再如《后汉书·左雄传》：“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臣弼之益。由是拜（左）雄尚书，再迁尚书令。”说的是左雄这个人有才干且忠于朝廷，能堪大用，因此进入核心权力圈，也就是做了“喉舌之官”。从“王之喉舌”、“喉舌之官”等用法看，基本上可以说古汉语中的“喉舌”一词等同于官方喉舌，民众喉舌则完全是近代概念。正由于先后赋予“喉舌”的两种含义相互对立，近代报刊在舆论监督时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立场选择，对时局的批评因此窒碍难行。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未能全部摆脱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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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既为官方所有，它所进行的监督，其目的就在于加强权力，而非制衡权力。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洪仁玕是近代新闻史上最早阐述报纸舆论监督功能的人之一。他非常重视报纸在监察百官、收集民心公议方面的作用。他这样写道：“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24〕报纸对官员的监督，在洪仁玕看来就像太阳照进了平日见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一样，使他们的奸邪之行大白于天下，难以掩藏。这无疑是非常超前的意识，如果说它包含着当代“阳光法案”的某些萌芽也不为过。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洪仁玕那里，报纸对政府机关及其官吏的监督，并非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而是加强政府权力、行使集权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下面的一段话将他的真正用意暴露无遗：“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即意见箱）也。”〔25〕洪仁玕显然由报纸对官员劣迹的批评想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怂恿臣民相互检举揭发、彼此攻讦的暗柜制度，新闻报纸不过是将秘密告发变为公开谴责，但两者同为官方喉舌，都有利于主上掌握百官、加强中央集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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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西方舆论监督体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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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关于中西方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主要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进行的。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实，对中西方舆论监督体制做一个简短梳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体制是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着眼的，而并不局限于某些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政策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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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体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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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舆论监督体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我们试图从它对实际的舆论监督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方面作些初步的探讨。一般而言，舆论监督活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为：监督目的、监督对象、监督级别。我们分别将对应的后果称之为监督的刚度、监督的强度和监督的力度，以下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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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督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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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学界关于舆论监督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之为积极定义；另一类可称为温和定义。这里所谓的“积极”，并不取其褒义，而是这类定义基本将舆论监督等同于批评报道，认为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舆论手段对政府事务和社会生活所进行的批评、检举、控告、诘难等。另外一些学者则赋予舆论监督以更广泛的含义。他们认为舆论监督不仅包括对丑恶现象的揭露与鞭笞，还应包括正面的建议言论。郭镇之认为，舆论监督包括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负面的，建议是正面的，批评包括对决策和行为的批评，对行为的批评多一些，建议则往往是对决策的建议，并不一定是批评的内容。有的学者更是主张，舆论监督不光包括对错误事物的批评，同时也指对正确事物的表扬。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是公众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以法律和公共道德为标准对人们，尤其是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实行的社会公判，它包括对模范行为的褒扬和对不法行为的批评及直接间接的制约和制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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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朝丞试图将两种定义都囊括进来，一方面肯定新闻批评是舆论监督的最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也认为它还包括对各种问题的建言献策。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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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说到舆论监督，许多人都把它同批评、曝光画上等号，把它局限在对具体人具体事的揭露、批评上。无疑，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新闻批评是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但并非就是它的全部。舆论监督还应包括公众对工作和决策的参与，对民主法制建设提出建议、倡导和要求，以及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矛盾进行及时的沟通、疏导、化解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多种多样的方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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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似乎在告诉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批评和揭露为主要内容的舆论监督的定义是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它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正确的认识则是，不要一看到舆论监督，就把它和批评、揭露联系起来，它还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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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部分地反映了温和定义的要求：“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和常见形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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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体制上的矛盾反映。为简便起见，我们或许可以把只包括批评的监督体制称为刚性体制，而把包括建议和褒扬的体制称为柔性体制。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建立刚性的舆论监督体制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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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督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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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把一般公众、社会团体以及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都纳入舆论监督范围，我们称之为舆论监督的强度问题。只有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种公众人物才属于监督范围的舆论监督体制，可以认为是高强度的，其他体制则强度要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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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何种事实，不管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还是凡人小事，不论其是美好的还是恶劣的，都可以成为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到底哪些事实才属于舆论监督范围之内的，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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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不良现象，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不讲公德、侵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等，都是舆论监督的对象。理由是舆论监督面向全社会，即使是一般社会成员其行为也应受到监督。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监督和批评，同样具有扶正祛邪、扬善抑恶、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不过这种观点也强调，舆论监督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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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学者主张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之外的批评和揭露则不在此列。陈力丹指出：“我们无形中常把对劣质产品的揭露和对事故的揭露、对黑金事件的曝光与批评某些党政机关渎职，都视为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而对劣质产品、事故、经济活动中违规问题的查检，本来就应该是行政、司法的职责，媒介揭露这些事情则是在履行它的正常的报道职能。”〔29〕这可以看作是关于舆论监督的一种理想化表述。因为即使在被许多人认为是舆论监督典范的美国，在其“揭丑”报道中，也并非全然是对政府黑幕的揭发，除了政界腐败、官僚主义、政府与黑道勾结等内容之外，它还包括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腐败现象，如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欺诈性行为、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等，因此那种认为西方媒体“看家狗”式的报道等同于对政府部门及其成员的批评有失偏颇。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西方媒体对执政党情况的公开评议、对高级官员个人操守的关注、对权力腐败的曝光是其经常性的报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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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或重点是权力组织，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它是现实困境的某种抽象写照。这就是郭镇之所指出的我国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所存在的“对上监督不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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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特别是批评报道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从而产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问题。中国的新闻媒介从来没有独立揭发出真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披露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时会受到限制；面对腐败现象少有作为。同时，由于监督对象及其上级部门越来越老练的抵制与干预，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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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督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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