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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产观念的反映，言论活动也被认为是可以划定界限的。也就是说，与财产属于个人所有一样，人们的思想言论也只是其个人私事，与国家无关。霍布斯从宗教内战的反思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观念：信仰是私事，是个人信念，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国家来说，任何一种信仰都具有同等价值。尽管他最终还是认为，没有对学说、书刊的检查权，谬论邪说就会蛊惑人心，引起叛乱，但我们也不难从他的前提中得出相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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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界限都是封建君主所不愿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天下的所有东西统统都是他们的个人财产，他们的权利不应也不能受到任何约束与限制。这就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关于言论自由的争端则是上述冲突的外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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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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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对舆论监督的保护主要有三项举措，新闻媒体依据其中任何一条对诽谤指控进行抗辩如获成功就可以免予承担诽谤责任，因此在法律术语中又称为“全面抗辩”。与之相对的是“局部抗辩”，它只能减免责任，而不能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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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抗辩理由是真理或有理可据，这是对诽谤指控最有力的抗辩理由。如果能证明这一点，作为被告的新闻媒体几乎肯定可以胜诉。真实抗辩原则始于1735年的曾格案。当时北美殖民当局指控曾格犯有“煽动性的诽谤”、“力图以最恶毒的言辞诋毁总督阁下，并诽谤其政府”等罪行。律师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提出“谎言才构成中伤，才构成诽谤”，最终使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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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抗辩理由是“公正评论”，即评论所发表的意见同客观发生的事件性质基本相符，作者显然出于善意，即使其所用的言辞片面、偏激，也不应追究法律上的责任。西方学术界认为，“公正评论”的原则体现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人格权之间，应对社会公益事业予以优先保护的立法用意，亦即宁可让某人的名誉偶尔受损，而不要使公众因为害怕诽谤而对危害公益的行为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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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抗辩理由是特许权，又称特许报道权，主要是指新闻媒介报道行政、立法、司法事项及其他公共记录时，如果有关言论有诽谤性质，但只要媒介报道是公正而准确的，就可以免除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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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原则都要求新闻媒介证明自身言论内容的真实性，在作为新闻侵权诉讼的被告时承担责任。这对没有侦查权的新闻媒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在这方面作出了改革，进一步有效保障了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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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纽约时报》上诉沙利文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确立了“实质恶意”原则。美国联邦法院在该案所作的判决书中提出：法律应禁止政府官员向关于其职务行为的具有诽谤性的不真实的言论索取赔偿，除非他能够证明这种言论具有“实质上的恶意”，也就是明知虚假或者不计后果地漠视真假而予以发表。布伦南大法官认为，公务人员对社会福利、人民利益有重大影响，因此他们的言行需要受到人民的监督。错误在自由争论中即新闻媒介对官员言行进行监督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错误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真理需要这种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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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恶意”原则体现了法律对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的宽容，使新闻媒体在诽谤诉讼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政府官员要提起侵权诉讼并获胜的希望则变得非常渺茫。据传播法学者吉尔摩统计，1982年至1988年美国614件针对新闻媒体的诽谤诉讼，共有10％的原告获得胜诉，只有33个原告获得经济赔偿，其中由公务员和公众人物提起的诽谤诉讼共381件，只有19个原告获得胜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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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舆论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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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利用报纸开展批评到近些年酝酿舆论监督立法，我国舆论监督体制在始终保持了自身特色的同时，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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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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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体制从宏观方面说是政治体制的反映，从微观方面说它由新闻体制所决定。西方舆论监督是多党制的产物，所谓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不同派别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争斗在媒体上的表现。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领导者，并且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各项功能，更好地实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宏伟目标。因此，我国的舆论监督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西方式的为批评而批评、可以随便乱说一通而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有害后果的相互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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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报批评提出之初，它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1954年毛泽东指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能害怕批评，更不能压制批评；“好”就是批评的效果要好，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管”就是党委要把这件事管起来，否则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后来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指导性方针中，“管”是关键。脱离党的领导，批评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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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首先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工作要接受党的领导。一般情况下，批评性稿件在刊发之前须征求党委部门的意见，特别是一些重大批评事先更是要主动请示，争取党委的支持，要坚持在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开展舆论监督。同时，各级党委也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总之，党委领导是我国舆论监督的最基本的制度，是中西方舆论监督体制上最重要的区别。对于保证新闻批评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舆论监督的党性原则，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等方面，党委领导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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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一些人干扰和抵制批评、压制和破坏批评、为舆论监督设置重重障碍，这并不是“管”的本义，更谈不上“领导”。有些人一方面阻挠和压制批评，另一方面又冠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什么舆论监督会“破坏政府形象”、“给党的事业抹黑”、“给国家添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团结”等。这些混淆是非的借口，时不时被用作对付舆论监督的“挡箭牌”。我们决不能把对领导和管理的错误理解与错误运用当成领导和管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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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变成压制的情况虽然是极个别的情况，但它的客观存在也说明在坚持党委领导制的同时，还有一个如何发挥党政部门领导者开展舆论监督的积极性问题。从吕日周担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新闻媒体大力督促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情况看，党委领导人在舆论监督活动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发动和保障作用。吕日周所造成的巨大轰动效应还表明，我国的党委领导体制所蕴含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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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垂直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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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对宜山地委作出批评。中宣部在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党报作为党委机关报，无权以报纸与党委对立，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如果党报对同级党委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同级或上级反映，但不能在报纸上争论。如果党委犯了错误，党报可向上级揭发这些错误，但批评必须是由党委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40〕此后便形成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一原则，一方面是党委领导制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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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机关报不能公开批评所属党委和上级党委的规定，形成了中央媒体监督地方政府、上级媒体监督下级政府的现象。也就是说，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方向在公开表现上是垂直的，尽管它可以采取内参等形式水平或向上监督，但主要方向是向下的。这意味着不同级别的新闻媒体被赋予了大小不等的监督权限，级别越高，监督的权限越大。中央级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监督各地政府；省级媒体可监督地、市一级党政机关，依次类推。因此，与舆论监督向下运行的方向相联系是舆论监督资源有一种向上集中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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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市场竞争中，批评报道是新闻媒体争夺受众的重要手段之一。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新闻媒体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舆论监督越多越好；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级别所限制，于是便积极寻求突破，其结果便产生了所谓的“异地监督”现象。也就是一个地区的新闻媒体对其他地方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所作的批评，有的学者也称之为“跨地区监督”。例如《南方周末》一向以敢于批评著称，民间甚至流传着“北有焦点访谈，南有南方周末”的美誉，但该报关于广东地区的负面报道极为少见，因此被视为异地监督的典范。例如2000年湖南嘉禾县发生高考舞弊事件，省内媒体被指示不得刊发相关报道，《长沙晚报》的一位记者在稿件遭“枪毙”后转投《南方周末》，迅速被采用，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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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认为，我国新闻媒体与党和政府合为一体的管理体制是“跨地区监督”存在的根源。也就是说，党委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权限与行政区划相对应，媒体主管部门只有在它们的同级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才能有效行使新闻管理职权，对外地区媒体则“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41〕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地区的党政部门可以管住本地区的新闻媒体，但无法控制外地的媒体，这就为“异地监督”提供了可能。而新闻运作的市场化则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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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监督是在水平方向上运行的，它与垂直监督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对推动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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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走向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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