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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播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8〕价值传播系统作为文化传播系统的核心，从古至今，都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化，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变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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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人的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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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形成适应该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公认的行为方式。人的社会化是一种“内化”过程，即个体接受所属社会的文化和规范，并把这种文化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准则的过程。在这种内化的过程中，一个人逐渐学习了社会文化，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在进行文化学习和文化适应，社会则是将社会文化向个体文化传播。而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学习最根本的是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与社会个体分享。社会化贯穿于个体的一生和整个社会过程，个体从一生下来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在不断地进行社会化。社会化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得以延续、人类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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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化的核心就是接受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理解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体现到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社会个体通过行为媒介观察周围人的行为方式，通过语言媒介聆听周围人或教育者的言论和观点，通过符号媒介体会作者的愿望和旨趣，这就是在不断地与外界交往交流的过程，理解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明确社会现存和要求的价值观念，并把这些价值观念自觉地吸收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选择标准。之后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体现出来。当然，社会化的过程决不是一味地教育者或传播者对被社会化对象的影响和灌输，而是通过彼此内心潜在的或现有的交流和对话来进行。个体对价值观念的反映是主动、自由和有选择的，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统一自身的价值认识，规范、调节自身的行动。个体对价值观念的接受，是一个经过自身意识的评价之后再创造的过程，加进了自身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价值观念。个体在吸收社会价值观念的同时，肯定会遇上众多的价值冲突与矛盾，而这种种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最终要靠个体自身去解决。离开了个体的主动性、主体性，社会化过程就无法进行。这也就是社会化与个性化统一，越是社会化，越有个性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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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行社会调适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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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传者与受众互动、合作、配合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传者还是占主导地位。传者在自己的价值观念指导下，通过对各种信息的采集、选择、解释和评论，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在某种特定的事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议题设置”功能。所谓“议题”（agenda），是“依据重要性的不同，而将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排序”〔9〕。价值传播媒介若对一些问题予以重视，集中报道，而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公共舆论。受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传播者所关注的问题，并采用传播者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注意力。价值传播可以有效地转移和控制公众的关注热点。尽管现在整个传播系统已经把传播的中心向受众转移，但这种功能还是存在的。犹如课堂上的教师与学生一样，学生是中心，但教师的主导作用还依然存在的。在价值传播系统中常常是通过这种议题设置的方式来调节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思想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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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政治干预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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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政府宣传和倡导的价值观念都带有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而这种目的一般是隐蔽的，不易觉察的。达到的效果也是有一点自觉的味道。传统价值传播是纯粹的从上而下的政治统帅和干预，是权力机关对民众的价值观念的驾驭和控制的主要方式。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小部分人操纵国家权力向民众灌输极左思想，一些具有自主意识的人们敢怒不敢言，一些主体意志薄弱的人们便跟着“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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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愚忠愚孝、贞节牌坊等都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活动规范，起到了稳定民心、稳定局势、统一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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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舆论监督实践日益活跃，不断普及，通过各种价值传播渠道，例如网络评论、公共论坛等对政府决策和公众人物进行问责，影响政治决策，把握社会运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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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续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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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它的传播必定能延续文化。甚至可以说，价值观念传播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类超越其自然属性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即人的社会性）就是文化的创造。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维度。文化不是一代人创造的，而是世代相传逐渐积淀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代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闪而过，文化的存续必须依靠传播、传承。正如摩尔根所指出的：“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进，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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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文化的延续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变迁、增值等文化的发展样态。没有传统文化延续下来，人类便成了无根的浮萍，就需要重新探索每一项奥秘，洗掉所有的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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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文化典籍、影像制品等间接形式，或教育者有意的传播、长辈的教导或言谈举止等价值观念传播形式，能将传统的文化世代延续，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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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生产方式变革的前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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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型经济逐渐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而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既可以作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成为配置性资源，也可以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而成为权威性资源。在当今世界，劳动的重新组合和分工都以信息化方式作为前提，新的信息处理手段的大量普及推动着生产领域内的技术革命，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技术成了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和传播是生产方式革新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大背景下，传播是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信息传播成为人们重新征服时空、占领市场和建构存在意识的工具，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英国人类学家葛迪说：“传播模式的多样化经常是和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它不仅暗示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知识秩序当中进行储存、分析和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意识观念总是会回过头来再次创造产生这种意识观念的现实。葛迪仔细分析过传播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文字在社会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得人工记忆向知识贮存转化，成为人类一种外在化的技术，让人类的信息传递打破时空局限，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并通过语义空间的隔阂推动人类发明新的智能技术。显然，体现读写文化特征的语言传播活动与书写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并对文化产生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正是通过书写，知识方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受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充分呈现可能产生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营造批判的意向和批评的条件，在扩展主体性思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叙事的可能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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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蜚声世界的《帝国》一书中指出：“传播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的出现具有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结果与原因，产品和生产者。传播不仅表达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在增值和结构中的相互连接。它不但表现而且控制着所有传播连接中的想象的意义和方向。换言之，想象在传播机器的环境中被引入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被认为是超验的成分（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此时在内部形成，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传播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传播工业今天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不仅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使人接受适应于世界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提供辩护。”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传播是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从事传播、合作以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在市场经济的构成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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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与实践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就像鸡与鸡蛋一样，没人可以分清谁先谁后。价值观念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类的出现，没有价值行为和价值的产生，也就没有价值观念。反过来，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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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电视工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电视工业兴起。全球化电视既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又是由现代性所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通过全球电视新闻、电视专题节目、电视连续剧、电视教育和电视服务，使世界各地和各个文化范畴中的人们进入到共享的视听情境中。这不但直接刺激了全球电视生产、节目生产、卫星发射和节目市场，而且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品牌”广告商增出亿万受众——消费者。电视从单纯的大众娱乐教育工具转而成为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全球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进程、文化认同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态度，并对生产周期的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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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舆论监督与价值传播系统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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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的市场化推动了中国舆论监督的勃兴，在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而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价值传播的方式之一，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观念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的标志它的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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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媒介产业化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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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作为价值传播的载体，媒介已经逐步产业化，对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少，与社会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使传播媒介的经营空间也越来越大，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舆论监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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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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