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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去关注该信息，那么对该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参与舆论监督了。不得已而了解到了这一信息内容，却用既有的价值观念去曲解或删减它，还是无法形成较有说服力的观点，不能融入到人们对问题的议论中来，无法成为舆论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果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而趋同于某种舆论之中，也最终会在价值观念的斗争中倒向既有价值观念的一边。一些贪官污吏们总能把国家发布的关于惩治腐败分子的各项法律法规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行动中又离题万丈，而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真实价值观念和行为向人民做出交代，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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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和先导，是舆论监督的内在支撑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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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一种价值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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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观点都是在交流中产生或改变的。舆论在它形成以前只是存在着的个别的个人意见，或者只是多数个体内心潜在的、模糊的倾向和情绪。要想从个别的、潜在的、游移不定的意见转变为大多数人一致赞同的、明确的、声势浩大的公众意见，必须依靠传播、沟通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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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舆论的形成主要靠人际传播，以公众讨论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它使最初只为少数人拥有的意见逐渐扩大为多数人，或者将原先埋藏在公众个人心底的呼声在与他人议论的过程中得到认同和呼应，从而成为公众可以公开表达的一致态度，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现代社会舆论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传播言论，直接反映舆论，经过舆论主体的分析、判断，形成舆论。大众传播媒介也可以传播事实，而事实本身是经过选择的，当然，选择本身就是以价值观念为基础。大众传播媒介是处理大量社会信息的“过滤器”，媒介工作者是决定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的“守门人”。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事实出现，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而舍弃另外一个，其决定因素是价值观念。组织传播也可以形成舆论，组织传播往往是有目的的，引导性强，主要通过会议动员和协商对话等形式来引导组织成员的价值趋向和意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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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监督在形成过程中，各种传播形式彼此配合，彼此联结。特别是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在舆论的形成之中互为补充。大众媒介在提供信息、先声夺人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人际传播在深化认识最终促成态度改变、行为发生方面则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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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舆论的引导“与其用公开鲜明的主张直接地领导舆论，不如用制造信息环境的方法造成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从而间接地诱导舆论。在现代社会，后者不仅比前者更普遍，而且可以说效果更大”〔13〕。李普曼认为，人们总是根据“脑海中的世界图景”来行动，而这幅图景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识大都是从大众媒介间接得来的。人们过分依赖媒介制造的信息环境，便使得大众媒介实施大规模舆论控制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媒介通过制造信息环境诱导舆论是默默进行的，不仅毫无痕迹，而且效果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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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形式是舆论，目的是监督。它的形成是由少数人的意见和看法、价值观念和态度，向多数人传播，达成倾向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观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价值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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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传播，一个人或少数人对某事件的评说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都只能是单个的、孤立的、不为人知的一家之言，产生不了影响，发挥不了作用，“独清其清”、“独浊其浊”，对社会的意义很小，只有将自我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产生的观点、看法、意见建议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才能引发人们的讨论和评价、切磋和交流，在观点的碰撞中，在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调和中，使意见趋向一致，指向社会偏差行为的主体，实施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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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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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的研究已经逐步突破“议题设置理论”，而趋向“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议题设置理论”的结合，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围绕着受众来研究受众如何对待和利用媒介信息，即以受众个体接触媒介信息的动机和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来确定效果的有无和大小。“使用与满足理论”不仅要考察受众“从媒体中获得满足以后行为的反馈作用，而且考虑到使用者的需要、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和心理根源，这些形成了人们行为的动机”〔14〕。受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信息和选择媒介。但是，在传播的实际发生过程中，由于受到“议题设置”、“把关人”等过滤，受众的主动性是有限的，“人们还应注意到，在传播活动中，还有一个居于更加有利地位的、更加活跃、有时甚至是极其固执的和独断的传播者”〔15〕。因此，价值传播的效果是媒介议题设置和社会公众自主选择结合而成的，强调任何一面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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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一词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部分是舆论，而谓语部分的监督隐含着一个表示效果的宾语，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社会上各种偏差行为或观念自由表达意见从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对社会偏差行为不产生社会效果的舆论不能称之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所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即监督成效。它是由媒介先将议题设置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同时，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公众也在用自我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媒介所设置的议题，汲取满足自我价值需求的信息。当二者吻合，达成一致时，公众便会对一致认同的社会偏差行为者进行抨击和谴责，使社会偏差行为得到矫正，实现舆论监督效果。因此说，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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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的发展推动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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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敦促价值传播系统的逐步完善，促进价值传播系统的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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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的发展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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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越受民众欢迎。舆论监督发展完善的表现之一是参与者增多，参与者越多，舆论监督的威力越大。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下，人民才有机会、有权利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舆论只有关注大众生活，关注民众安危，真正地为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考虑，公众才有可能投身于监督，提高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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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操纵价值传播系统，操纵和压制舆论，广大民众敢怒不敢言，舆论监督向两极化发展：要么声音微弱，直致消逝；要么在地下传播，直到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一定组织，才从地下转到公开，以极端的形式（即起义或暴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民主制的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成为人们具有现实意义的基本人权，广大群众有权利对某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批评意见，通过一定的途径发泄心中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声，使群众和权力机关的意愿得以沟通，使社会偏差行为得以纠正，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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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群众参与度、舆论监督的效果和深度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晴雨表。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宽，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化、法制化。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才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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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的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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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广义上的，是对一切社会偏差行为的纠正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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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媒介的自我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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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而生产而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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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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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媒介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权力，权威性很大。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媒介产业化以来，虽然媒介的政治属性没有变化，但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于是媒介本身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单元，必须考虑在经济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于是，媒介受到广告商的制约。当媒介实行舆论监督时，它本应该代表公共利益，然而由于舆论监督的报道通常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出于媒介自身的公关需要，常常会出现将严肃的舆论监督进行有意炒作的现象，甚至会为了争取公众，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制造效应，蓄意利用人性的弱点，过分迎合人的自然性，置价值判断、理想教育、道德情操于不顾，在传播中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无聊的趣闻、虚假的消息。媒体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风气是对世俗消费文化的一种迎合，世俗消费文化拒绝崇高与理想，回避思考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给受众带来愉悦、宣泄和刺激，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乐与笑之中，放松了或放弃了理性批评与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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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地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这种理想理论看似很有优势：对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进行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护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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