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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媒体的联动提升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孙志刚事件之所以在全国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首要的一点就是媒体介入的广泛性。从报纸到网络，从地方到全国新闻媒体的介入，使得孙志刚事件的舆论范围得以扩大和深化，形成了媒体舆论的联合力量。同赵世龙揭露的广州长洲戒毒所戒毒女被迫卖淫案相比，尽管长洲戒毒所的黑幕让人震惊，甚至比孙志刚案件的性质要严重得多，但是这个案件由于其他媒体没有及时跟进报道，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效果，其舆论的影响比较小。甚至在时隔一年后，许多媒体还不知道这个黑幕是记者赵世龙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的。而孙志刚案件自从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封面新闻报道后，当天上午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孙志刚案由地方媒体报道的地方新闻升级为全国新闻，一时间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跟进对此案的报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的参与报道则凸显了此案的重要性，尤其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极大地扩大了此案的影响，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此案的重视。众多媒体使得传媒舆论监督的效果逐步深化，媒体联动的力量被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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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志刚案中，五名记者联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质疑“公开”审理徒有虚名，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对于司法公开是一种有力的监督。这给新闻媒介及其从业者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适时运用联合的力量将收到更好的效果。这里的“联合”不仅仅指作为个体的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联合，也可以是媒体间的联合、媒体集团间的联合等，只要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行为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样做能够收到更好的舆论监督效果，新闻媒介就可以并且应该运用联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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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是舆论监督不可或缺的条件。应该说，造成孙志刚死亡的制度背景是多重的，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作为直接诱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权行使者滥用公权，不法侵害公民的权利。而后者显然与一些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部门长期缺乏监督，特别是缺乏媒体舆论监督密切相关。很难想象孙志刚事件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及其他媒体的关注，今天会是什么局面。孙志刚案件并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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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孙志刚事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影响，能够被全国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是因为新闻媒体有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与我国良好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现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促进了各项工作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新闻主管部门，对于传媒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以及互联网上网友的相关讨论给予了很大的宽容，非但没有制止网友言辞激烈的评论，反而采取果断措施，加大调查力度，执法、司法机关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这是新闻舆论监督达到良好效果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孙志刚案的报道引起如此大的震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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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在宽松的民主氛围里，公众可以借助媒体随时了解到制度角落里的黑暗，并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类似的惨剧在广州收容机构或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一再发生的可能性便会大大降低。这正是构建一个理性的、民主的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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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公众知识分子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舆论监督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公众知识分子通过新闻媒体论证立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议政的局面。〔29〕从2002年的“黄碟事件”到“非典”、“黄静事件”、“孙志刚案件”，特别是孙志刚案件尤其如此。一大批学者、社会专家（公众知识分子）通过媒体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台上发表意见，评述观点，作出理性的思考，起着引导舆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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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案经媒体报道后，这些公众知识分子，特别是政治学、法律学界和律师界等学者专家，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法制建设等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们或以国家公民的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或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或建议向全国媒体公布此案调查的详细过程与调查中所获取的所有重要证据；或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在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舆论监督向着更加富有理性的方向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这些公众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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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媒体是舆论快速传播的有利工具和提供公共舆论的平台。互联网对于孙志刚案的解决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新浪网转载《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早报网”发表的《互联网上的登闻鼓声》文章，其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舆论影响绝对不可小觑。因为网络媒体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点，逐渐成为现代公民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公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而自由的表达，所以日渐成为现代社会形成舆论的极为重要的场所。特别是当一些传统媒体刊登有难度的时候，网络媒体将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对当代公民的观念和对现实的舆论导向具有潜在的影响。这可以从“刘涌案件”中得到明证。可以预见，网络舆论监督将日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对社会的监督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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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洲戒毒所案”：彰显记者的正义、良知与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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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职业是正义者、勇敢者的职业，其神圣的使命就是揭露真相。然而在揭露真相特别是揭露阴暗、打击丑恶时，记者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深入虎穴”。这种卧底式的采访，不仅需要记者出自本身的正义感和良知，更需要记者的勇气和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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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回放：“公开”买卖戒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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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4日凌晨，一个名叫阿文的广州吸毒女，给《羊城晚报》打来电话，述说她及众多在长洲戒毒所戒毒的女子被强卖给鸡头、被迫卖淫的非人遭遇。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也为了解救这些妇女，揭露戒毒所的黑幕，出于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羊城晚报》派出了记者赵世龙、邓勃等从3月14日上午到3月19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探寻真相”，对广州市长洲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的事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暗访调查，成功地揭露了长洲戒毒所“内外勾结”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惊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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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女被强行卖给“鸡头”。2004年3月14日，《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等让报料人阿文在当天上午打电话到长洲戒毒所，说有一位“大哥”要前来选人，并在电话中和自称是所长的姓罗的人谈妥，以每人1000元的价格买几个靓“粉妹”。而由被卖出的“粉妹”回头带“鸡头”来买人的事，在长洲戒毒所并不鲜见。3月14日下午，暗访记者又与报料人阿文来到长洲戒毒所，但值班员说“所长已经下班了，想买女仔要明天上班再来”，并坚持说“没有所长亲自确认不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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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室竟成“鸡头”选人室。暗访记者和阿文再次来到了长洲戒毒所，听到接待室里已有六七人在骂所长言而无信，说：“说好1300元一个人的，到了交钱时却硬要1500元。”阿文出面找到接待室值班的管教，说带她的“大哥”来“挑”几个长得靓的女子。记者说要先看人，一名自称是所长的中年男人（后警方查明为该所所长罗贤文）说：“1300元一个人。”并问：“要看几个人？”一名值班员指着墙上贴着的一纸条，说要交了钱才可以挑人。中年女管教邵丽爱收了200元红包后说：“你们在外边院子去等一等，到探视室挑人。”10分钟后，她带出两名女戒毒人员，暗访记者和阿文挑了范某和董某，办完了交钱手续后，在接待室领走了范、董二人。所长罗贤文说：“过几日你们再来，我们这里还有几个更漂亮的妹仔，也是这个价钱，到时你们再来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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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被迫上街“拉客”。14日、15日，暗访记者在几名戒毒女的协助下，还连续对海珠区康乐村中约南某巷的“淫街”进行了暗访，并当场认出了五名近几个月先后由“鸡头”赎出、强迫在此卖淫的戒毒女。他们发现，该巷是一条宽不过两三米、长五十米的小巷，灯光昏暗，有不少站街女拉客，每个站街女附近都有三三两两的“姑爷仔”（控制卖淫女的“鸡头”及打手）盯梢。为了拍得照片，他们相互掩护，并假装搂着“粉妹”扮作女友，进入康乐村中约南某巷。由于在昏暗的灯光下能偷拍照片，可停留稍久，就引起了十数名“姑爷仔”的怀疑，但他们还是机智地摆脱了，安然脱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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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写信举报问题。出于对这种现象的义愤，第二工人疗养院的一位退休干部给《羊城晚报》写信举报这一严重问题。这位退休干部反映，戒毒所的领导对贩卖吸毒女的情况全都非常清楚，而且他们就是“实际领导人”。据了解，长洲戒毒所为了追求利润，在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戒毒所里最多时曾经容纳了1000多人。并且，这里的管教人员对戒毒人员还进行野蛮的体罚甚至毒打，然而最让女戒毒人员感到恐惧的不是体罚，而是被戒毒所贩卖出去被迫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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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9日，广州警方根据阿文和赵世龙的举报和提供的证据，捣毁了长洲戒毒所。先后抓捕了正步行下班的涉案犯陈太中（卖阿文者），女管教邵丽爱，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等10多人，并抄出上万元现钞、章、票据账本。长洲戒毒所交由市局禁毒科警员接手善后处理。至此，这一连环大案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2002年3月21日，《羊城晚报》第2版刊发了600字的简讯，引起国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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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者：时代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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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龙采写过许多大案，而“长洲戒毒所贩卖戒毒女为娼”一案，充分显示了他的正义精神和勇敢机智的优秀品格。他冒着生命危险卧底暗访，被媒体誉为“时代的良心”，2003年他被评选为“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之一，专家评价说：“深入虎穴，探寻真相”的勇敢令人佩服，不过更值得赞赏的，是他的正义感和机智。他是千千万万活跃在舆论监督一线的代表，是舆论监督者正义、良知、机智的典型。分析这个事件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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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的正义精神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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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者机智地运用暗访和线人。新闻舆论监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抨击丑恶，追求公正，包括揭黑类的批评性报道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抨击手段。但由于舆论报道的是“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31〕，而且由于采访对象通常因为利益相关而相互包庇，所以采访批评性报道的对象尤其是揭露黑暗现象时，正常的采访是很难或者说是不可能获得第一手新闻素材的。美国《世界报》女记者勒丽·蓓蕾为了查到疯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自己装作疯子，让人送进疯人院，当了好几个月的“患者”；白人记者约翰·格里芬为了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把自己化装成黑人，到美国南部各地调查和体验黑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写成了《像我一样黑》……这次长洲戒毒所真相的揭露，也是记者假扮“鸡头”获取的真实材料。这种不暴露记者身份的采访，“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不公开获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32〕被称为隐性采访，也称作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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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隐性采访可以更加真实地、客观地获取第一手新闻事实素材，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并且可以给受众以最大程度的“可信度”，所以许多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特别是进行批评性报道、调查性新闻和社会问题性新闻时，多采用隐性采访。“记者的神圣使命是挖掘事实真相。然而，真相并不是很容易挖掘的。特别是在揭露阴暗，打击丑恶时候，试试隐性采访，或许能收到奇效。”〔33〕“长洲戒毒所威胁戒毒女卖淫案”的成功揭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注意内线人员的作用和与警方的配合。和本案类似的具有揭黑性质的暗访式的调查报道，要想在调查中获取真相，能否得到内线人员的帮助往往是一个关键。所谓内线人员，是指那些知道一些内幕消息的明白人，他们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大部分时候是自己私心私利所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人是真正关心社会大众的。本案的阿文是因为需要帮助和对邪恶的愤怒而报料的。长洲戒毒所的黑幕之所以能够揭露出来，与阿文提供的确切新闻信息并且积极协助密切相关。一位记者说：阿文不向我们举报这件事情，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没有后面这些故事。阿文作为报料人，积极协助记者调查和取证，为揭露事件真相，不仅起到了“新闻线人”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公安线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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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了一个优秀的记者在揭露丑恶时，除了具有正义和良知，以及自身的勇气和机智之外，还需要善于利用有利条件，争取到内线的支持与配合，争取到必要的外在支持，比如说争取到警方的支持，才能保证安全，完成调查采访。近几年随着各新闻单位暗访手段的经常使用，社会大众对暗访也逐渐熟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对暗访存有戒心，暗访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因而，从舆论监督的安全方面来说，这对利用暗访形式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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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正义精神与勇敢。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原动力就是某种心理力量，并通过一定的职业态度表现出来。揭露长洲戒毒所真相的记者赵世龙在接到吸毒女揭发戒毒所报料后，第一反应就表现了职业的敏感。“我一听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料信息，但是想做成它，对记者个人的调查功力要求高，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核实信息源和更多的内情。”〔34〕尽管知道调查的艰难，但出于记者的责任和良知，他们知难而进，冒着危险，深入戒毒所进行卧底暗访：假扮“鸡头”，出入戒毒所获得证据；面对怀疑，机智摆脱盯梢；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揭露丑恶，用职业精神激励自己履行媒体的神圣职责，维护社会正义，传承前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优良传统，真正体现了著名青年记者卢跃刚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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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职业精神和社会正义感，赵世龙对自己8000余字的案件全程调查稿件最后只以600字的简讯发表，表示遗憾；对案件深层黑幕依然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负有罪责的领导受到司法追究，感到愤慨。但他依然坚持不懈，案发一年后，赵世龙与央视五位记者联袂深入调查，进一步揭露出戒毒所曾经打死多人、赚取一两千万黑金等更多惊人的犯罪事实。2003年7月14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阿文的噩梦”，举国震动，引起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此案的高度关注。在此高压下，长洲戒毒所原所长罗贤文、广东省第二工人疗养院原院领导刘国华、张一平先后被立案调查。2003年9月20日，《羊城晚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赵世龙所撰写的报道，引题是《滥用职权勾结“鸡头”贩卖戒毒女胁迫卖淫》，正标题是《“长洲戒毒所案”两头头跑不掉了》，副题是《原所长罗贤文被刑拘，原省第二工疗院张一平潜逃正在追捕》。记者用报道表现出了自己对舆论监督和正义力量获得胜利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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