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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表明，大部分记者都有过批评报道被“枪毙”的情况。74％的被调查者报告他们有此经历，表示没有的仅占26％。这种压力同样更“青睐”报社记者：电视记者中这一比例的数字为57％，而报社记者中则高达86％。批评报道难以刊载，这是舆论监督最为直接的威胁，然而在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报社记者中批评报道被“枪毙”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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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闻官司屡见不鲜，记者和媒体动辄被送上被告席。这同样是法律上的疏漏带给舆论监督的尴尬后果。目前，我国对新闻官司的立案几乎是一告就准，使新闻记者和新闻单位很容易成为被告且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法律对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不追究责任，即使是恶意诉讼且输了官司也只需负担诉讼费。于是，一些自身有短处的被新闻单位曝光的人和单位，把向新闻单位发难作为对抗舆论监督的手段。〔4〕在本次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所在新闻单位是否曾经卷入新闻纠纷”时，选择“有”的占66％，表示“没有”的占34％，说明新闻官司是非常普遍的。对于如此众多频繁的新闻官司，媒介从业人员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被批评者无理取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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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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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闻界，常常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关于舆论监督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有些认识是直接阻碍舆论监督的，比如由于批评报道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因此又被称为“负面报道”，以与歌颂光明面的正面相对应。这种以报道内容的积极或消极性质而对报道形式进行分类，国内新闻研究者一直乐此不疲。于是舆论监督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划入了“负面报道”的范畴。众所周知，相当一段时期，反映和暴露社会灰暗面的消息就像乌鸦的鼓噪一样为国民心理所难以认同。几经转折之后，负面报道中除了包含事实本身的消极因素外，似乎还可以探测出报道者的“不良意图”与“险恶用心”。对这些问题，舆论监督的实践者是如何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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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有人说，负面报道多了不利于社会稳定，你同意吗”这个问题时，表示“同意”的被调查者占17％，表示“不同意”的占69％，另有14％人表示“说不清”。与之相关，当被问及“有人说，批评报道是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你同意吗”这个问题时，所有被调查者均表示不同意。在很多方面表现都不一致的电视记者和报社记者在此时看法完全相同，正如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曾经收到过群众主动向其反映违法乱纪情况、要求公开曝光的来信、来访一样。如前文中所指出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让那些被刻意捂着盖着的丑人丑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更主要的也是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非记者的一厢情愿。那种认为对好人好事的报道有好的影响、而对坏人坏事的报道会产生不良后果的看法显得过于想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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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负面报道概念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仿佛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扩大舆论监督概念，使之不再那么让人感到尖锐、生硬和刺耳。他们认为舆论监督不仅应包括对不正确事物的批评，还应包括对正确事物的表扬。如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是公众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以法律和公共道德为标准对人们，尤其是对政府和公务员行为实行的社会公判，它包括对模范行为的褒扬和对不法行为的批评及直接间接的制约和制裁。”〔5〕郭镇之也认为，舆论监督包括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负面的，建议是正面的，批评包括对决策和行为的批评，对行为的批评多一些，建议则往往是对决策的建议，并不一定是批评的内容。在本次调查中，对“舆论监督不仅包括对不正确事物的批评，还包括对正确事物的表扬、对决策的建议等”表示“同意”的占60％，表示“不同意”的占31％，表示“说不清”的占9％。并且，电视台记者与报社记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舆论监督概念正在变得中性化，这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鼓动。更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舆论监督实践的活跃和丰富，舆论监督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过去舆论监督只是政府部门的宣传工具，只有上对下的监督而没有下对上的监督，如今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公众维护自身权利、维护社会正义的自然行为，甚至舆论监督将成为我们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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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舆论监督调查小组：《河北省新闻舆论监督调查报告》，《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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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明品：《新闻舆论监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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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成连：《新闻官司防范与应对》，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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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兵：《传媒监督与执法公正》，《新闻传播》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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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问题的访谈》，《新闻记者》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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