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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导言 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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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理论到传播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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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历史部分基本是千篇一律：19世纪末社会科学出现，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魔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卡茨等人提出两级传播与意见领袖，并进而由克拉帕提出有限效果论，否定了魔弹论，60年代末以议程设置为代表的宏观效果理论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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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条看似连续的线索有太多缺失的链条。这是一个缺乏意义解释的“编年史”，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为何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这种不求甚解、似是而非的状况从课堂延续到了研究中。对西方传播研究史和研究逻辑的误读导致了大量“双重去历史化”的学术废品。[1]这类研究由于不清楚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错误理解了其解释效力，将其普遍化；同时又无视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将中国经验塞入水土不服的西方概念与理论之中，制造出一具又一具“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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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自1978年传播学[2]作为学科被正式引进中国内地后，“系统了解”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成果不可谓不多。可在如何了解方面，却一直不得其法。直到最近，才渐窥堂奥。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子系统的系统式解读、把传播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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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90年代中期，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精神[3]，把传播研究当作客观的科学发现，以仰视立场，亦步亦趋地理解。刚经历十年政治动乱的新闻学界试图摆脱“左”的束缚，去政治化的愿意强烈，导致更像“科学”的量化研究成果被重视。与此同时，这种不加批判的科学图式将传播理论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学习者忽视理论产生的语境，将其结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现实，出现了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后殖民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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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是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解而逐渐出现的。研究者意识到学术语境的重要性，了解到作为十字路口的传播研究有大量资料来自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学术传统，于是开始将传播研究放到整个西学的理论谱系中，探索其来龙去脉以及和不同学科的隐形勾连。但是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系统理解只是为了使第一阶段的学习更加全面与深化，批判性仍然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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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学术语境外，社会语境更受到瞩目。研究者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西方的传播理论被看作有待学习的客观知识的话，在这一阶段，它们则被客体化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史料。知识的神圣面纱被掀去，被置于权力的透镜下仔细剖析。以胡翼青的研究为例，如果说《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之作的话，那么《传播学科的奠定》则已经具备了第三阶段的特征：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过程做了精彩的阐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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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曾经一度和传播研究走得非常近，后由于主流传播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琐碎的经验研究，二者分道扬镳，但在今天它们又在传播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中重新走到一起。一旦把知识本身作为问题，传播研究便可将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于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之列。像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可以被视为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经历的解读可被视为受众与文本间的协商过程，传播学在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正当化也可被放在传播者与学术受众的关系的视角下加以解读，甚至还可以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解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被收编与驯化。[5]如此一来，传播理论的批判光芒照向自身，中西传播研究本身也可以作为传播研究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这便从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进入到了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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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两种传播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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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对人类观念的历史研究。宽泛地看，它可以被视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同义词。它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思想的演变发展历程。而且观念史与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在开始出现时，都指哲学史和科学史这类关于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学术思想史。20世纪后半叶受年鉴史学派、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它们开始与文化史研究走得更近，不仅关注传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还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正式知识的历史。渐渐地，学术思想史向着文化史思想泛化，研究对象在学术观念史的基础上大为扩展。但从历史沿革上看，思想史是由观念史逐渐扩展而形成的。[6]除此之外，与思想史接近的还有一个更细分化的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该领域起源于德国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它受语言学影响较大，试图在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上理解某一概念的演化过程。[7]观念与概念略有不同。按照诺夫乔伊的说法，前者是构成思想的最小的基本单元，他称之为单元—观念（unit-ideas），它是基本的、持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思想元素。[8]而概念则是一种语言学单位。一个语词概念可能是多个单位—观念的混合物，一个观念也可能被表达为多种不同的概念。此外，概念要比观念更直观和具象。观念可能是模糊的，潜藏于话语之后，而概念则是明确在场的标签和表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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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正在形成中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可以将其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传播学术史，主要关注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发展史中的观念、概念、命题、理论及学说的演变过程，同时兼及持有这些思想的个人或群体（如学术派别）。除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9]外，詹姆斯•凯里对传播思想史也有过一系列精彩的专论[10]。他的学生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1]、贝尔曼的《芝加哥学派社会思想中的传播观念》[12]、卡蒂尔的《威尔伯•施拉姆与美国传播理论起源的观念史》[13]对美国传播观念的起源有过专题研究。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对“传播”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界的变迁做了精彩的梳理。[14]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到劳动》[15]、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16]和文集《媒体与传播研究史：竞争的记忆》[17]则是更有批判性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近些年来，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史领域，黄旦、陈卫星、吴飞、胡翼青、孙藜等皆在该领域有出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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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关注学术思想，还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像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讨论了新闻观念的变迁及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18]，近年来黄旦教授的一系列研究也在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媒介对中国人的表达、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的影响[19]，拙作《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则描述了中西方宣传观念的产生及演变，重点研究了宣传将自身正当化的过程[20]。如果我们接受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1]的说法，那么新闻史和传播史归根到底都应该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新闻及传播工作者的观念与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们的行为或者作为行为结果的媒介产品。目前这一类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未来应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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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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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受篇幅所限，此处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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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22]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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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的证据，以迎合赞助商的需求。[23]在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后续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24]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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