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4854
1704884855
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学术语境外，社会语境更受到瞩目。研究者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西方的传播理论被看作有待学习的客观知识的话，在这一阶段，它们则被客体化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史料。知识的神圣面纱被掀去，被置于权力的透镜下仔细剖析。以胡翼青的研究为例，如果说《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之作的话，那么《传播学科的奠定》则已经具备了第三阶段的特征：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过程做了精彩的阐述。[4]
1704884856
1704884857
知识社会学曾经一度和传播研究走得非常近，后由于主流传播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琐碎的经验研究，二者分道扬镳，但在今天它们又在传播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中重新走到一起。一旦把知识本身作为问题，传播研究便可将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于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之列。像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可以被视为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经历的解读可被视为受众与文本间的协商过程，传播学在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正当化也可被放在传播者与学术受众的关系的视角下加以解读，甚至还可以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解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被收编与驯化。[5]如此一来，传播理论的批判光芒照向自身，中西传播研究本身也可以作为传播研究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这便从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进入到了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1704884858
1704884859
1704884860
1704884861
1704884863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两种传播思想史
1704884864
1704884865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对人类观念的历史研究。宽泛地看，它可以被视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同义词。它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思想的演变发展历程。而且观念史与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在开始出现时，都指哲学史和科学史这类关于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学术思想史。20世纪后半叶受年鉴史学派、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它们开始与文化史研究走得更近，不仅关注传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还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正式知识的历史。渐渐地，学术思想史向着文化史思想泛化，研究对象在学术观念史的基础上大为扩展。但从历史沿革上看，思想史是由观念史逐渐扩展而形成的。[6]除此之外，与思想史接近的还有一个更细分化的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该领域起源于德国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它受语言学影响较大，试图在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上理解某一概念的演化过程。[7]观念与概念略有不同。按照诺夫乔伊的说法，前者是构成思想的最小的基本单元，他称之为单元—观念（unit-ideas），它是基本的、持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思想元素。[8]而概念则是一种语言学单位。一个语词概念可能是多个单位—观念的混合物，一个观念也可能被表达为多种不同的概念。此外，概念要比观念更直观和具象。观念可能是模糊的，潜藏于话语之后，而概念则是明确在场的标签和表达的工具。
1704884866
1704884867
具体到正在形成中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可以将其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传播学术史，主要关注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发展史中的观念、概念、命题、理论及学说的演变过程，同时兼及持有这些思想的个人或群体（如学术派别）。除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9]外，詹姆斯•凯里对传播思想史也有过一系列精彩的专论[10]。他的学生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1]、贝尔曼的《芝加哥学派社会思想中的传播观念》[12]、卡蒂尔的《威尔伯•施拉姆与美国传播理论起源的观念史》[13]对美国传播观念的起源有过专题研究。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对“传播”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界的变迁做了精彩的梳理。[14]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到劳动》[15]、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16]和文集《媒体与传播研究史：竞争的记忆》[17]则是更有批判性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近些年来，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史领域，黄旦、陈卫星、吴飞、胡翼青、孙藜等皆在该领域有出色成果。
1704884868
1704884869
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关注学术思想，还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像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讨论了新闻观念的变迁及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18]，近年来黄旦教授的一系列研究也在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媒介对中国人的表达、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的影响[19]，拙作《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则描述了中西方宣传观念的产生及演变，重点研究了宣传将自身正当化的过程[20]。如果我们接受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1]的说法，那么新闻史和传播史归根到底都应该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新闻及传播工作者的观念与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们的行为或者作为行为结果的媒介产品。目前这一类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未来应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1704884870
1704884871
1704884872
1704884873
1704884875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1704884876
1704884877
由于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受篇幅所限，此处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1704884878
1704884879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22]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1704884880
1704884881
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的证据，以迎合赞助商的需求。[23]在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后续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24]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1704884882
1704884883
由于传播研究缺乏自治并导致学理匮乏，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传播学便一直处于“正当性赤字”之中。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尤其是经验学派为了肯定既有学术体制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在学术史的书写中渗入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话语层层堆积，构成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和以此为基础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们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不仅如此，对学术史叙事缺乏自觉的中国传播学界自己也生产了大量未经反思的学术史叙事。通行教材中为了论证当下合理性，对进步充满乐观的“辉格党式”的历史叙事随处可见。
1704884884
1704884885
1704884886
1704884887
1704884889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1704884890
1704884891
有鉴于此，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当务之急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这些神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叙事的素材，包括概念、理论、人物、学派等，二是叙事结构。关于前者，本书正文将深入做一些个案研究，这里主要讨论之前未曾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1704884892
1704884893
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问题，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受20世纪中期流行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叙事学的影响，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语言创作。这些修辞的结构并非历史事件固有，而是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加入的主观元素。怀特将历史中的叙事结构总结为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个维度。[25]怀特所讨论的历史叙事偏重历史事件，学术史的叙事未必可简单挪用。然而仿效怀特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传播学术史叙事中发现类似的固定结构。总结起来，在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如下五种主要结构[26]：
1704884894
1704884895
1．编年式结构。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还算不上有意义的故事，它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重大事件，并不诠释其意义，似乎事件本身便会诉说一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传播学术的发展由一系列碎片事件简单缀连而成，这里面既看不到具体的人的行动，对于由事件构成的网络关系也缺乏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大部分传播学教材中对中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事件排列，通常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和无意义的，它隐含着进化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所有被选中的事件，均与今天的现状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1704884896
1704884897
2．里程碑演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与编年式结构很接近，不同的是编年式结构对事件的罗列更加全面，不仅有研究成果还有重大事件，而且叙述得比较简略。而里程碑式的结构以一定标准遴选符合某种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详细叙述。其代表性作品为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选取了十四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性的效果研究来展现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历史。这种结构中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比编年式结构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经验研究的正当性。例如书中在比较经验研究与“文化批判”时指出：“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然而，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27]
1704884898
1704884899
3．大师主导式结构。这类叙事比较突出研究者个人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传播学术的发展由少数学术大师推动。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比较典型的是施拉姆创造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叙事，其将传播学的产生归结为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四人的贡献。[28]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虽然并不完全认可“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但仍然继承了施拉姆的叙事结构，将传播学术发展化约为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学术场域的作用。[29]
1704884900
1704884901
4．学派冲突式结构。传播研究内部分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在不少地方存在分歧，经常处于竞争与冲突状态。比如阿多诺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便是传播学史上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轶事。此外，美国学者詹姆士•凯里还建构了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芝加哥学派被哥伦比亚学派取代的叙事。[30]
1704884902
1704884903
5．观念统领式结构。这种学术史以一个观念为中心，考察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表现与演化过程。典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三个研究，分别围绕着传播、劳动和批判研究三个观念重建了传播研究的历程。[31]
[
上一页 ]
[ :1.7048848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