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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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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受篇幅所限，此处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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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22]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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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的证据，以迎合赞助商的需求。[23]在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后续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24]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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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播研究缺乏自治并导致学理匮乏，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传播学便一直处于“正当性赤字”之中。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尤其是经验学派为了肯定既有学术体制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在学术史的书写中渗入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话语层层堆积，构成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和以此为基础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们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不仅如此，对学术史叙事缺乏自觉的中国传播学界自己也生产了大量未经反思的学术史叙事。通行教材中为了论证当下合理性，对进步充满乐观的“辉格党式”的历史叙事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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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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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当务之急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这些神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叙事的素材，包括概念、理论、人物、学派等，二是叙事结构。关于前者，本书正文将深入做一些个案研究，这里主要讨论之前未曾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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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问题，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受20世纪中期流行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叙事学的影响，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语言创作。这些修辞的结构并非历史事件固有，而是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加入的主观元素。怀特将历史中的叙事结构总结为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个维度。[25]怀特所讨论的历史叙事偏重历史事件，学术史的叙事未必可简单挪用。然而仿效怀特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传播学术史叙事中发现类似的固定结构。总结起来，在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如下五种主要结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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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年式结构。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还算不上有意义的故事，它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重大事件，并不诠释其意义，似乎事件本身便会诉说一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传播学术的发展由一系列碎片事件简单缀连而成，这里面既看不到具体的人的行动，对于由事件构成的网络关系也缺乏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大部分传播学教材中对中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事件排列，通常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和无意义的，它隐含着进化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所有被选中的事件，均与今天的现状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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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程碑演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与编年式结构很接近，不同的是编年式结构对事件的罗列更加全面，不仅有研究成果还有重大事件，而且叙述得比较简略。而里程碑式的结构以一定标准遴选符合某种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详细叙述。其代表性作品为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选取了十四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性的效果研究来展现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历史。这种结构中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比编年式结构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经验研究的正当性。例如书中在比较经验研究与“文化批判”时指出：“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然而，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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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师主导式结构。这类叙事比较突出研究者个人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传播学术的发展由少数学术大师推动。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比较典型的是施拉姆创造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叙事，其将传播学的产生归结为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四人的贡献。[28]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虽然并不完全认可“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但仍然继承了施拉姆的叙事结构，将传播学术发展化约为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学术场域的作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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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派冲突式结构。传播研究内部分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在不少地方存在分歧，经常处于竞争与冲突状态。比如阿多诺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便是传播学史上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轶事。此外，美国学者詹姆士•凯里还建构了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芝加哥学派被哥伦比亚学派取代的叙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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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观念统领式结构。这种学术史以一个观念为中心，考察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表现与演化过程。典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三个研究，分别围绕着传播、劳动和批判研究三个观念重建了传播研究的历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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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叙事结构偏重于素材的排列方式，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的导言里还谈到了目前传播学史中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即辉格史观。这种叙事的特征是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则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32]在上述前三类元叙事中，也多少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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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这些叙事方式的主流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经验效果研究与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主导地位。有个别突出冲突的叙事力图挑战现状，但也因为采取了一种与主流叙事类似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反对主流叙事内容的同时，又将要否定的对象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实质上肯定了主流叙事的正当性，并未真正打破主流叙事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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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灰色地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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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挑战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统治，除了将它从前门赶出去外，还要防止它从后门偷偷溜回来。不仅要对其内容进行直接批判，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颠覆其叙事结构。传统主流叙事的一大特征是追求宏大叙事，以一个维度或主题统摄传播学术史的整个过程。这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把学术发展的复杂逻辑简单化为一个平面，并为其发展预设了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学术研究都在朝向一个方向进步，其结果就是证明当下的或作者心目中的某个理念的正当性。除了以施拉姆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的传统如此叙事，批判学派无意中也肯定了这一策略。例如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虽然提醒读者注意过去被忽略的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维度，但是却意欲以“劳动”取代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排除了其他维度。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则片面地理解了哲学中的“批判”概念，将其庸俗化为思维的“批判性”，对传播学术史做了单维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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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历史变成哲学或社会科学注脚的做法，最终受损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和人文关怀。对于学术史来说，回到历史，重建学术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其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寻找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为今天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将学术史放在思想史下研究，在我们的头脑中复活过去学人面临的问题、困境与思考的脉络，同情地理解、把握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既是一种必要的学术训练，也丰富了当代人的学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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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回避体系化的叙事未见得就能摆脱宏大叙事，除此之外还需要借助新的叙事策略帮助我们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为此，我更愿意尝试反讽的叙事来达到上述目标。反讽的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放弃了以简化的方式对学术史打包概括的野心，转向寻找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发现被意识形态掩盖或歪曲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展现整个话语系统的固有缺陷。在之前的系列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传播学术史的“灰色地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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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灰色地带”，并不是日常语言所说的“是”与“非”之间的模糊地带，它只是一种中立的描述，并不带价值褒贬。它是相对于之前学术史叙事中所呈现的秩序感而言的。上述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最终产品是黑白分明、壁垒森严的僵化概念体系和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的“灰”，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因此对灰色地带的重新发现，不是对传统叙事内容的直接否定，因为如上所论，那种方式使得被否定对象仍然居于叙事的中心，仍然强化了其地位，甚至肯定了其叙事方式。相反，这种取向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被忽视或收编的“异类”，通过它们的发言，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霸权，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更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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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不是“陌生地带”。它不是新近才被发现的（尽管它并不排除新证据），而是我们熟视无睹、被主流话语收编的那些部分。所以解放灰色地带的方法，并不是像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所做的那样，将传播学的边界向外无限扩张，发掘那些过去不属于传播研究的人或事件（在某些时候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而是回到我们熟悉的区域，向内审视传统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正如诺夫乔伊所言，每个人或群体那里都有一些大众共享的思想默契，因为太过理所当然，它们甚至不会出现在文本之中。这些思潮在资质普通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而那些卓越者却往往特立独行，敢于打破这些共识，在他们身上这些特征反而比较少。但是在传统观念史研究中，常常忽略前者，反而偏离了观念史研究的真正中心问题。[33]“灰色地带”的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关注那些新奇的个案，而是要反思常识，从习以为常中发现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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