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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学术思想中灰色地带的发现与解放，有助于打破以今日为标准理解历史的那种辉格解释，恢复传播思想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它还可以给当代学者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思考另外一种可能的发展路线。当我们了解到20世纪前半期社会学对于传播现象的研究及特定问题时，对于过去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许多常识就会产生怀疑，并对产生过萌芽但却未充分发展的部分提出新问题。传播思想史最终会照亮未来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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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本书的结构及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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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导言开头所说，这本书缘起于传播理论课堂的困惑，它是对教学中所产生的种种疑问的回答。因此从2006年开始，我便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因为纯粹是个人的兴趣，也没有任何压力或结题的催促，随想随写，随写随发，中间还参加了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姜飞研究员主持的一个中国传播研究的口述史项目，参与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的筹建工作，业余爱好在近年来有变成主业的趋势。近十年下来，积累了些论文，趁着成书之际重新修订，补上几篇没机会成文的篇目，便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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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开始研究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但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还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其中的，那就是悬置已有定论，与主流叙事保持一定距离，从考察传播研究史中被忽略的“灰色地带”入手，发现主流叙事的内在矛盾，解构传播研究史中的宏大叙事。当然，这个解构的过程并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其背后的动机常常来自中国传播研究当下的困境。回到历史不是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寻找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和观察现实的角度。所以读者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本书中每段历史叙事并不纯粹就事论事，而是往往自不量力，有些方法和问题的诉求。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期待能引起更多的思考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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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西为线，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但是这种划分无意将中西方做简单二元划分，本书所探讨的并不是自我存在的美国传播研究，[46]而是中国传播研究者眼中的美国传播研究。我尤其关注的是中国传播史书写中被当作学科正当性基石的那些美国传播研究经典作品与人物，如以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第一章）、哥伦比亚学派（第二章）、芝加哥学派（第三章）、公共关系的起源（第四章）等。我的目的是指出这些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学派与理论中那些被我们忽略了的、与主流叙事相矛盾之处。比如，拉斯维尔传播思想中超越5W理论和传播功能论的丰富内容、哥伦比亚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相似之处、芝加哥学派内部的差异以及与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连续性、公共关系正当性论证中的问题等。由于历史叙事间接限制了我们当下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结构，对传统成见的反思便为丰富今天研究的想象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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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史讨论中，上述思路体现得更加明显。这部分重点探讨了三个主题。第一是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问题。目前的主流叙事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始于1978年，这个看法混淆了“传播研究”概念与以施拉姆为首的美国学者所倡导的“传播学”概念。如果我们承认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传统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通过芝加哥学派等社会科学传统，传播研究便已经以“交通”研究的概念进入中国。为什么主流叙事会忽视上述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传播学界的集体记忆出现缺失？第五章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在中国传播研究起源问题上，让传统叙事最为尴尬的是孙本文在1925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这表明中国学者早在施拉姆提出“传播学”以前（甚至早于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便已经开始从事现代的传播研究，把晚了半个多世纪的1978年作为起点便显得有些缺乏自信。第六章围绕着这篇论文的来龙去脉，探讨了早期传播研究出现的原因以及孙本文退出传播研究之谜。当然，探讨传播学的起源不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式的游戏，说到底，它反映了在传播与其他社会实践相融合的今天，我们关于“传播学”的概念依然狭隘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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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主题是1978年传播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第七章缘于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学引进初期，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新闻界》为代表的新闻学界引介了大量批判学派的学说，但是在后来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努力被遗忘，仿佛批判学派从未引起过中国学者的关注。本章结合当时的社会语境与学术场域行动者的策略选择，探讨了这一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因素。第八章以culture industry一词的翻译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变迁，描述了传播研究与中国现实之间如何发生错位：为什么在中国内地还未有真正的文化工业时中国的学者会大肆批判中国的文化工业，待到中国的文化工业真正做大做强时，学者们反而熙熙攘攘地为文化产业出谋划策？这一章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学术场域的行动者对于西方理论的工具性使用如何导致了这一荒谬的结果。第九章回顾了传播研究在登陆中国后，辗转寻求听众的过程。最初新闻研究者想通过它争取学术独立和改造宣传方式，但在将它推销给政府时，反而遭遇无端批判，无奈只得转向经济领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管理者终于接纳了传播学，但其主体性却在被收编中不断丧失。这三章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理论的过程中绝对不是对西方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灵活地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国情。然而这种过于迎合现实的改造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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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主题是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引进传播学以来，这始终是中国传播学者的心头之痛。第十章以中国的受众研究为例，转换视角，从考察主观的规划型本土化转而研究现实中客观形成的自然型本土化，提出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本土化不足，而是本土化过度，以至于重视工具理性实践的本土特征成为唯一的选择。第十一章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关于中国本土化的各种话语，提出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不应是单数，而是复数。在起步阶段，既要打破以简单应用为唯一取向的路径，但又不宜简单否定现阶段应用的合理性。因此，可以采取多种本土化路径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方式，稳步推进中国的传播研究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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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关于美国的传播学术思想史研究探讨的是我们“如何看”，那么关于中国的部分探讨的则是我们“如何做”的问题。思与行并无截然分别，它们都是每个有反思精神的研究者在研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需要申明的是，这些反思的目的绝不是苛求前人，而是面对目前的困惑的一种自我救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期待这些作为个人兴趣的思考能够引起更多传播研习者的关注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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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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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研究问题的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进入中国，但是由于我们固守施拉姆的传播学定义，竟长期忽略了上述历史。详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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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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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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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别见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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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onald R. Kelley,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Ideas to Meanings，” in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London: Sage, 2013, pp.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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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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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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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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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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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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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heldon Lar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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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acqueline Marie Cartier, “Wilbur Schramm and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 History of Idea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isity of Iow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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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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