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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之所以至今还被提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开篇就令人猝不及防地提出了一个传播定义：“传播就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这个定义被后人发展为5W模式，并被用图像加以描述。[14]图像模型的优点是简洁直观，但是在这个抽象过程中，拉斯维尔的传播观也被变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以致不少评论者错把经其他人诠释的“拉斯维尔模式”当成了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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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W模式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1）这个模式是政治传播的宣传模式，含有传者中心论的控制观念；（2）这个模式是单向的，缺乏反馈；（3）这个模式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注意；（4）这个模式主张传播魔弹论，没有关注对传播意义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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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读拉斯维尔的这篇文章会发现，以上几条指控除了第一条外，都曲解了拉斯维尔的本意。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与被简单化的“拉斯维尔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比如就第二个问题，在《社会传播》中拉斯维尔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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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类比是关于传播的线路问题，即单向或双向传播。单还是双，取决于传者和受众的交互程度。换句话说，当两人或多人参与的传送与接收频率相等时，便形成双向传播。通常认为谈话是双向传播（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存在独白现象）。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使印刷厂、广播设备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产与专门资产的控制者享有巨大的优势。但也应该注意到，受众稍迟些也会“回应”。许多大众传媒的控制者采用抽样调查的科学方法，加速完成整个传播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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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拉斯维尔不仅明确指出了传播的反馈问题，并且专门谈及大众传播中的反馈。因此说拉斯维尔没有看到反馈与双向交流问题，是错误地将“拉斯维尔模式”等同于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关于第三个指责，拉斯维尔在“有效传播”一节谈到了传播效果面对的阻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他将其称为“无知”。“此外，无知意味着在传播过程的某个环节，缺乏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知识。如果没有经过适当训练，搜集或散播消息的人会不断地曲解和忽视事实……”拉斯维尔不仅没有忽视传播环境，他的问题或许反而在于过分强调了传播环境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下面将提到的“世界注意力调查”项目，目的就是研究大众传媒造成的信息环境对于各国政治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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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尔早年曾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宣传研究，他在那时就对传播环境与宣传效果之间的关系有过专门论述。他不但不主张传播万能论，相反，他认为传播只有适应受众心理和文化，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这一主张与有限效果理论中提出的传播的主要效果是强化而不是改变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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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起宣传时，似乎经常认为它是一种不受时间、空间和人所限制的神奇的力量。《（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特地摒弃了这个观点，这一摒弃具有充分理由。我们知道，宣传家存在于社会性的政治体之中，该政治体的特殊环境限制了感知、想象和行为。受众的社会化受到环境影响，也限制了宣传家对受众的影响。宣传家至多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宣传。他要发现潜在的不满或希望，并想办法使这种不满得到发泄，利用这种希望达到政治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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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拉斯维尔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因此，对拉斯维尔模式的第四个批评也不能成立。拉斯维尔把影响宣传效果的环境条件总结为价值结构、神话、技术和文化材料四种，并且认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密集宣传后，受众会逐渐适应这种大众说服，最终导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拉斯维尔是美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他在做博士论文之前即游历欧洲，在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成功之处即在于此——开放性的或模糊的未来使它能满足所有人的想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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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传播》中的“需要和价值”一节中，拉斯维尔认为传播不是简单的信号传递，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是对价值的追求。在他的整个政治学理论体系中，“价值”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价值来解释社会行为。他早年曾将这些关键价值总结为“收入、尊严和安全”，后来又将它们扩展为八个（权力、财富、文明、幸福、尊重、技术、感情和正直）。他还进一步使用价值来对民主和专制做出界定。他认为，民主是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在其中每个人接受的特定价值也能被系统中所有行动者共享；相反，专制则是不平等的价值分配和接受系统。[17]在晚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民权与价值研究之中。由此可见，拉斯维尔不是一个仅仅把社会当作客观事实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并没有排除文化对传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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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要比标签化的“拉斯维尔模式”或图像化的“5W模式”丰富得多。但是，清晰完整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学术传统被学术共同体接受的唯一条件，托马斯•库恩认为，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让学术共同体相信，有一个肯定存在答案的“谜题”（puzzle）正在等着他们解答。[18]拉斯维尔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他没有成功地为传播研究设置一个吸引研究者持续参与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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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注意结构研究与驻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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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传播》一文中，“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一节最容易被传播研究者忽视，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核心。拉斯维尔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所读、所见和所听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同样，如果我们知道了个人、群体或国家关注的信息，我们就可以估计其观念，甚至推断其行为。他认为，传统的政治学（政治传播）研究要么过于注重个人的观念，轻视物质环境的影响，要么过于强调经济决定一切，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信息环境的科学研究，正好可以充当唯物与唯心两极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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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李普曼影响的拉斯维尔把受众的注意（认知）作为传播效果的主要表现，这与后来议程设置、培养分析等理论的前提假设不谋而合。但是拉斯维尔并不关注微观的信息环境，而是强调信息系统的整体影响。他认为国家制造的信息环境具有垄断性，所以大众媒体的信息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他以内容分析代替效果研究，并被认为是魔弹论（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不可抗拒）的主要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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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与民主社会所提倡的表达自由的观念以及现实不太一致，忽略了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意见的交锋与协商。然而拉斯维尔并没有忽略自己理论中这么明显的“漏洞”，他的理由是社会结构演变会导致社会信息环境被中央政府所统一控制，单一的信息环境终将导致强大的效果。实际上这种强调制度及整体信息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路并不是少数学者的看法，传播的批判学者们也多持此立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及早期的文化研究，甚至经验学派中乔治•格布纳的培养理论也认为受众的选择性在强大的传播体制面前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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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使拉斯维尔领悟到，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将是驻防国家（Garrison State）的扩散。[19]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拉斯维尔相信，随着空军力量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将导致在未来全球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平民的安全越来越无法得到保证，对安全的渴望将导致社会权力由商人转向军人，走向驻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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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尔的这种社会结构转换理由来自于他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军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历程。社会学家斯宾塞也将社会划分成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拉斯维尔认为，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权力重新回到暴力专家的手中。在他眼中，当时的日本、苏联已经初步具备了驻防国家的特征，暴力专家不但掌握了军事大权，而且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孔德所说的原始的军事国家不同，驻防国家的暴力专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管理方式，通过技术操作、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公共关系等非暴力方式来管理国家。宣传是主要控制方法，在集中的象征符号操纵之下，国家公民的行为完全一致，即使有暴力强制，也主要是作为“行为宣传”起到象征符号的作用。社会权力的集中也允许暴力专家们使用经济（如商品配给）、政治（如清除反对党和取消民主议事）手段来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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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尔预测的驻防国家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外部威胁的加剧。他所说的技术不仅指科学技术，而且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管理技术，这一看法触及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科学的统治。和韦伯提出的静态的“理想型”不同，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是一个“发展性概念”（development construct）。“发展性概念”是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方式，它是建立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数据的分析之上的预测，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并非不可避免。它在发展过程中甚至会经历新的演变，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例说，在从市民国家（civilian state）向驻防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渡类型，比如说政党宣传国家（party propaganda sta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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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的概念的意义，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尽管从世界局势发展来看，他的判断过于悲观，但是对市民—军事两种权力关系的讨论，成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如果由此就认为拉斯维尔主张或支持冷战，便是天大的误会。[21]首先，拉斯维尔的这个分析中没有任何政策暗示。从他的理论出发点可以看出，他是想效法孔德，建构一个一般性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宏大叙事，他关注的是国家内部市民权力与军事权力的消长，国际意识形态对抗并不是他的主题。其次，他并不认同驻防国家，而且试图阻止其出现。[22]最后，拉斯维尔既没有把传播研究看成一门学科，也没有把这门学科视为冷战工具的意图。就在发表《社会传播》的同年，拉斯维尔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极世界合作的希望》[23]的文章，可见他虽然看到了冷战不可避免，却并非一味强调敌对。评价一个人的观念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要与当时的其他学者横向比较。拉斯维尔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主要还是一个学者，说不上有突出的冷战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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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拉斯维尔对未来的估计和同年出版的《1984》很相似，但是他并未放弃对民主的信心。在《社会传播》的最后部分，拉斯维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公民素质，使他们与精英具有“同等程度的教养”（Equivalent Enlightenment）。拉斯维尔受李普曼影响很大，他也相信理性的舆论的基础是开化的（enlightened）公众，但是他并不赞成李普曼的消极态度，杜威等进步主义者对他的影响更大（他上过杜威的课并与之有过很多接触）——要促进民主必须提高公民素养。拉斯维尔的导师，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 1874—1953）不仅对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把这个研究作为其后进行的“创造公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Citizens）的基础。[24]从20世纪初到二战前，提高公民素质、反对宣传控制已经成为自由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一股潮流，呼应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除了梅里亚姆的研究外，美国的宣传分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和后来发展为“批判思维”研究的“思维科学”研究都是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学术活动。[25]尽管有人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为“紧张的自由主义者”（nervous liberals）[26]，但如果把这些促进民主的努力看成是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不失批判性，但未免显得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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