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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移民报刊之所以繁荣，是由于它们具有满足移民社会需求的功能。移民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报纸实现了他们在母国用其他方式实现的社会功能，比如了解母国的新闻、通过母语获得熟悉感和文化身份、适应美国的生活等功能。帕克基本上是在用移民报刊产生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后果，来解释其存在和繁荣的原因，这是十分典型的功能主义思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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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功能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假设社会是稳定和谐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发挥着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40]在另一篇集中反映帕克传播观的文章《反思传播与文化》中，帕克把传播视为竞争的对立面，前者促进整合，后者促进解体。在他看来，传播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扩散信息与文化同化。后者尤其重要，传播可以促进社群的相互理解，进而产生共同的文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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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认为，尽管移民报刊存在一些他认为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帮助移民美国化方面功不可没。大众传播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他甚至发现，移民报刊中所刊登的美国产品广告也具有同化作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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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报刊问题的讨论，随观察者视角的不同，存在一大一小两个社会系统。大的系统是美国社会，帕克关注的主要是城市。小的系统是城市中的移民群体。对于前一个系统，移民报刊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如果它们仅局限在移民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不仅不能促进移民的美国化，反而会导致移民群体与美国人，以及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是正如帕克的进化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移民报刊本身也在被美国同化，在文化、语言、关注的事件、排版等方面都受到美国媒体的影响。[43]他认为，只要对控制移民报刊的其他力量，如美国国内政治团体、母国政治势力、别有用心的协会等稍加留意，让移民报刊和美国主流商业报刊一样，由市场决定其内容，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它们就可以成为促进移民美国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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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帕克很少论及的是，这些逐渐美国化的移民报刊对于移民群体本身来说，也起着某种解体和破坏作用。同样关注移民问题的托马斯则对移民群体那种既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又无法回到自己出生的文化家园的窘境做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描述。[44]而这一切，都被帕克的文化偏见选择性地过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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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功能主义和实证量化研究是被凯里诟病的“传递观”传播研究或效果研究的主要特征。[45]在这三项主张中，帕克唯一坚决反对的就是量化经验研究。帕克推崇经验研究，但是他所说的经验研究并不是统计分析，而是接触活生生的社会。帕克认为，在各种变量中寻求统计关系会使一个社会学家偏离对于个体之关系的本性的理解。[46]他甚至将统计学称为“美容院的魔术”（parlor magic）。[47]除了对统计学极度敌视外，帕克已经具备了许多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的共识。二者所不同的，只是研究操作方法上的分歧而已。这个分歧并不像之前研究者们想象的那么大。近来的研究证明，其实哥伦比亚学派也不排斥帕克等人所倡导的质化经验研究方法。[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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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断裂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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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也就解答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凯里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会被降格为配角？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凯里想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而帕克身上的太多特质却与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不符。鉴于帕克的影响力与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万神殿里又必不可少，于是在凯里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会显得如此片面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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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堕落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为两者之间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因为他在《公众意见》中发现，自由传播不能保证发现真相，也满足不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大众媒体的剪裁过滤，信源及政府的宣传误导，受众缺乏时间、精力与知识，再加之每个个体的刻板印象，导致人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49]所以，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的性质与新闻的采集方式、受众的心理倾向以及现代生活的规模与组织。李普曼将媒体的问题与道德、政治、自由问题转向了心理与认识方式的问题，从规范理论转向心理问题，开创了效果传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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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固然在传播研究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离开了帕克这一关键环节，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凯里所提出的“为什么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会走向衰落”这一问题。其实，所谓“衰落”很可能也是人为建构的事件。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帕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像凯里说得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夸张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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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双重围攻下逐渐衰落的话，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并没有“衰落”过，它只是在一定的逻辑下，慢慢地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这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帕克。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早期的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关系密切，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逻辑与社会学并不完全重合，因为传播研究更偏重于实际应用而非理论，它对于现实需求更加敏感。当我们把帕克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思想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时，这一历史脉络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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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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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彰显必有遮蔽。将帕克的学术传统单一化、空壳化之后，同时也就封闭了他学术传统中的其他可能性。帕克有丰富的媒体工作和社会工作经验，同时又经过德国学术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对于新闻、传播问题有独到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凯里提到的他关于传播如何建构社群的讨论，而是他对于新闻作为知识的独特见解。这一见解打通了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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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大师中，只有帕克有新闻实战经验。尽管杜威曾经一度想试水新闻工作，但是水还未真正沾湿脚背他就退缩了。1892年，杜威计划与颇具堂吉诃德精神的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合作创办一份《思想新闻》，并高调宣布了此事。但由于当地报纸的批评，杜威突然宣布退出。这成为影响了他学术生涯的“《思想新闻》事件”。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想利用《思想新闻》在新闻界掀起一场革命，而是想帮助自己的哲学研究。用他的话说，“不是要靠引入哲学来改革报业，而是要靠引入一点报纸来改造哲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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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十一年的新闻工作经历让他意识到新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认为新闻只起到以前村庄里的街谈巷议所起的作用（有时候可能还赶不上后者的效果），另一方面他认为，报纸作为正式组织，具有超越原始新闻的功能。他把新闻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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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借用了威廉•詹姆士的划分，将知识分成“正式的知识”和“非正式的知识”。前者是人们掌握的知识（knowledge about），是理性的、系统的知识。它包括：（1）哲学与逻辑学（关于思想观念的知识）；（2）历史（关于事件的知识）；（3）自然的或分类科学（关于物的知识）。正式的知识是可以沟通、可以积累的。而后者是了解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是通过个人的和对周围世界的亲身接触而获得的知识。它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为适应环境积累下来的。它是非正式的和下意识地获得的常识，通常难以言传。它包括：（1）临床或现场参与获得的知识；（2）技巧性或技能性知识；（3）通过间接和下意识的实验获得的知识，如通过接触、处理对象获得的知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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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认为，在知识的光谱中新闻位于正式的知识与非正式的知识中间。新闻是日常的事件，对它的记录与描述属于非正式知识，但是新闻不限于普通人的街谈巷议，它又有理性的一面。新闻工作者试图从分散孤立的日常事件中，找到联系与趋势，总结原因与教训。然而，新闻毕竟又不能达到历史学与社会学那样的理性与系统，它关注的只是当下而不是过去与未来。它的第一职责仍是告诉人们现在发生了什么，或刚刚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过去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未来事件的趋势与可能。所以新闻只能是居于上述两种知识之间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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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克没有在“知识”的问题上更深入地讨论，但是他开启了一个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理解新闻的新思路。正如他这篇论文的副标题“知识社会学的一章”所显示的那样，他认为新闻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具体业务的讨论，还应该思考新闻对于个体和群体行动的作用。尽管帕克没有展开他所主张的通过知识社会学研究新闻的新思路，但是这一主张不仅对于新闻研究，而且对于传播研究也极具启发。知识既不是纯粹客观，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存在。它介于信仰和事实之间。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并不为个体所独享。经由传播，个体的知识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成为群体的常识。这一过程，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有精彩的论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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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开创了通过主观的“情境定义”解释个体行动的传统[54]，经由帕克的改造，这一传统又以知识社会学的概念被引入新闻和传播研究。它指出了传播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从一个新的高度定义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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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曾经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哈佛大学毕业的社会理论家罗伯特•默顿曾被视为“推翻”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领域一统天下局面的造反者之一。然而在传播与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上，他却与帕克见解一致。在经典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他将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并列在一起，并专文阐述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渊源与异同。[55]遗憾的是，他受拉扎斯菲尔德影响，对于传播功能的认识过于功利，片面强调它的效果，把知识社会学从传播研究中分离出去，而没有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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