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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断裂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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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也就解答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凯里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会被降格为配角？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凯里想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而帕克身上的太多特质却与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不符。鉴于帕克的影响力与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万神殿里又必不可少，于是在凯里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会显得如此片面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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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堕落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为两者之间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因为他在《公众意见》中发现，自由传播不能保证发现真相，也满足不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大众媒体的剪裁过滤，信源及政府的宣传误导，受众缺乏时间、精力与知识，再加之每个个体的刻板印象，导致人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49]所以，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的性质与新闻的采集方式、受众的心理倾向以及现代生活的规模与组织。李普曼将媒体的问题与道德、政治、自由问题转向了心理与认识方式的问题，从规范理论转向心理问题，开创了效果传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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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固然在传播研究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离开了帕克这一关键环节，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凯里所提出的“为什么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会走向衰落”这一问题。其实，所谓“衰落”很可能也是人为建构的事件。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帕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像凯里说得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夸张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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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双重围攻下逐渐衰落的话，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并没有“衰落”过，它只是在一定的逻辑下，慢慢地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这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帕克。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早期的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关系密切，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逻辑与社会学并不完全重合，因为传播研究更偏重于实际应用而非理论，它对于现实需求更加敏感。当我们把帕克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思想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时，这一历史脉络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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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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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彰显必有遮蔽。将帕克的学术传统单一化、空壳化之后，同时也就封闭了他学术传统中的其他可能性。帕克有丰富的媒体工作和社会工作经验，同时又经过德国学术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对于新闻、传播问题有独到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凯里提到的他关于传播如何建构社群的讨论，而是他对于新闻作为知识的独特见解。这一见解打通了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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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大师中，只有帕克有新闻实战经验。尽管杜威曾经一度想试水新闻工作，但是水还未真正沾湿脚背他就退缩了。1892年，杜威计划与颇具堂吉诃德精神的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合作创办一份《思想新闻》，并高调宣布了此事。但由于当地报纸的批评，杜威突然宣布退出。这成为影响了他学术生涯的“《思想新闻》事件”。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想利用《思想新闻》在新闻界掀起一场革命，而是想帮助自己的哲学研究。用他的话说，“不是要靠引入哲学来改革报业，而是要靠引入一点报纸来改造哲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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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十一年的新闻工作经历让他意识到新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认为新闻只起到以前村庄里的街谈巷议所起的作用（有时候可能还赶不上后者的效果），另一方面他认为，报纸作为正式组织，具有超越原始新闻的功能。他把新闻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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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借用了威廉•詹姆士的划分，将知识分成“正式的知识”和“非正式的知识”。前者是人们掌握的知识（knowledge about），是理性的、系统的知识。它包括：（1）哲学与逻辑学（关于思想观念的知识）；（2）历史（关于事件的知识）；（3）自然的或分类科学（关于物的知识）。正式的知识是可以沟通、可以积累的。而后者是了解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是通过个人的和对周围世界的亲身接触而获得的知识。它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为适应环境积累下来的。它是非正式的和下意识地获得的常识，通常难以言传。它包括：（1）临床或现场参与获得的知识；（2）技巧性或技能性知识；（3）通过间接和下意识的实验获得的知识，如通过接触、处理对象获得的知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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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认为，在知识的光谱中新闻位于正式的知识与非正式的知识中间。新闻是日常的事件，对它的记录与描述属于非正式知识，但是新闻不限于普通人的街谈巷议，它又有理性的一面。新闻工作者试图从分散孤立的日常事件中，找到联系与趋势，总结原因与教训。然而，新闻毕竟又不能达到历史学与社会学那样的理性与系统，它关注的只是当下而不是过去与未来。它的第一职责仍是告诉人们现在发生了什么，或刚刚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过去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未来事件的趋势与可能。所以新闻只能是居于上述两种知识之间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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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克没有在“知识”的问题上更深入地讨论，但是他开启了一个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理解新闻的新思路。正如他这篇论文的副标题“知识社会学的一章”所显示的那样，他认为新闻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具体业务的讨论，还应该思考新闻对于个体和群体行动的作用。尽管帕克没有展开他所主张的通过知识社会学研究新闻的新思路，但是这一主张不仅对于新闻研究，而且对于传播研究也极具启发。知识既不是纯粹客观，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存在。它介于信仰和事实之间。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并不为个体所独享。经由传播，个体的知识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成为群体的常识。这一过程，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有精彩的论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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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开创了通过主观的“情境定义”解释个体行动的传统[54]，经由帕克的改造，这一传统又以知识社会学的概念被引入新闻和传播研究。它指出了传播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从一个新的高度定义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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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曾经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哈佛大学毕业的社会理论家罗伯特•默顿曾被视为“推翻”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领域一统天下局面的造反者之一。然而在传播与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上，他却与帕克见解一致。在经典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他将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并列在一起，并专文阐述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渊源与异同。[55]遗憾的是，他受拉扎斯菲尔德影响，对于传播功能的认识过于功利，片面强调它的效果，把知识社会学从传播研究中分离出去，而没有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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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开创了从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理解传播和新闻现象的传统，由于它不符合凯里的个人学术旨趣和他对芝加哥学派的定义，这一见解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凯里希望通过接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将传播研究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歧路上重新引回人文主义的通衢大道，但是他忽略了帕克的“作为知识的新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津梁。在解构凯里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神话的同时，也可重新接续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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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mes W. Care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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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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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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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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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传播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见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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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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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美〕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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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mes W. Care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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