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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神话的功能在于通过建构历史，为当下的正当性提供护身符。中国内地的传播研究自1978年的新闻学界开始，这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叙事。[1]因为传播学是在这一时间点正式从西方，确切地说是美国，被引进到中国（如未作特殊说明，本章所说的中国均指中国内地）的，因此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便有理由以横空出世、截断众流的方式进行叙述与组织。为了让这一叙事自圆其说，主流叙事便会对一些令人感觉“不方便”的事件做特殊处理。比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已经使用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个别概念。[2]为了强调历史叙述的“自洽”（coherence），这个史实被处理成孤立、例外的事件。论者会以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等事实为证据，说明那时的认识如何模糊，反衬70年代末正式引进传播学后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解才真正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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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笔者在内，一直以来中国传播学界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常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段主流叙事存在两个疑点：（1）在1978年这个节点上，中国学界所说的“传播学”究竟是哪个传统之下的传播学？（2）20世纪50年代为何会用“思想交通”翻译communication一词？这个概念究竟是凭空杜撰，还是另有所本？如果是后者，依据何在，与今日所用的“传播”一词又有何观念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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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早期中国新闻学者对于传播研究的理解曾堕入一个“学科陷阱”。为了和“新闻学”相对应，他们将相对模糊的“传播研究”想象成有严格建制的、具有普遍性的“传播学”。[3]当时对舶来的传播研究的理解是非历史的，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传播学，而未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其实严格说来“传播学”只在美国存在。[4]而且因为人际网络的关系，中国学者较早地接触了施拉姆的著作及其本人，因此以传播的5W为理论框架、以四大奠基人的研究历程为历史线索、以量化的管理研究为主流的传播学科占据了主导地位。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的引入便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传播研究，均被排斥在“传播学”之外。即使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史研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这个框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理解，导致我们对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扩散不曾关注甚至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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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问题，近来也有突破。黄旦曾提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5]这个解读很有启发性，然而问题似乎还可以再向前延伸：这种“误置”是一直存在还是仅产生于1978年之后？中国是否一直缺乏双向互动的communication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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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传播”一词早已有之，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传布”“流布”“传达”“扩散”之类的单向撒播（dissemination）概念，这倒是和黄旦所说的1978年后对“传播”的理解接近。比如1919—1921年杜威在华演讲的中文翻译中，“传播”二字便经常出现，比如“传播知识”“激烈思想的传播”等，均是单向的面对大众的扩散之意。[6]1930年，为了规范社会学概念的中文翻译，孙本文发表了《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在其中将diffusion定名为“传播（或播化）”[7]。所以这个“误置”并不是传播学引进之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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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期中国就没有真正的communication的观念。只不过清末民国时与西方的communication对应的概念是“交通”，而不是今天的“传播”。那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而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连接）两个词的并列。《辞源》上也有类似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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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互相通达。管子•度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陶渊明：《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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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的中国演讲中，communication有时被翻译作“交际”，有时被翻译作“交通”（如“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9]社会学家林耀华在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罗伯特•派克（现译作“帕克”）的理论时提到：“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10]派克在华讲义中译本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社会生活必须有交通和交感，若只有互相刺激，只有身体接触，那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11] “（新闻）若不具重要性，就不能交通，也不能传播。”[12]前面提到的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中将communication定名为“交通”，intercommunication定名为“互相交通”。[13]帕克访华（1932）后，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了一本论文集，在末尾专门制作了一个中英文的译名对照表，其中的communication补译作“交通”，interaction补译作“交感、互动、交互作用”，反而是acculturation补译作“文化传播”。[14]可见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已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的概念，而且将它与后来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扩散”（译为“传播”[15]）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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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代的中国新闻研究者也使用“交通”来表达communication的意思。比如高海波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的词频做过统计，发现其中出现了37次的“交通”一词多数与communication的意思接近，而出现了18次的“传播”则是单向的“流布”“扩散”之意。[16]如果悬置communication理所当然应该被翻译成“传播”的刻板印象，再来看20世纪50年代郑北渭等人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全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有其思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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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例子可证明上述观点，但因词意辨析不是本章的重点，不再赘述。再回到黄旦提到的那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单向的）“传播”与（双向的）“交通”便有明确的区分。前者仅指单向的大规模的扩散，后者则含有双向交流的意义。1978年后之所以出现“误置”，只不过由于下文所说的种种原因，发生了学术传统断裂，曾经做过的精致的区分被学术界集体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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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词概念的考古，目的不是单纯地做字义考据，而是希望回到语言和概念的发生阶段，通过“交通”这个概念，打开新的窗口。因为在这个时期一切都处于模糊状态，范畴的界线模糊，语言还未能充分对象化。在这里，语言与我们遭遇，启示和改变着我们。此时表述与经验的关系浮动多变，孕育着丰富的可能性。[17]以此为突破点，考察由“交通”产生的话语，复原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可以认识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反思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神话”和集体记忆，为今天传播学科建制的诸种弊端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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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社会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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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西方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两个传统：一是社会学传统，二是新闻学传统。但遗憾的是，这两个传统都在50年代之后被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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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传播问题的研究最早在社会学者中展开。中国的传播研究，也随着西方社会学进入中国，先在社会学中生根。20世纪初期，美国在处理中国的事务时，理想主义占上风，率先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高等教育，教会与基金会也大力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美国社会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中国。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是美国社会学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由于美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家中开展，所以它们顺理成章地通过社会学的潮流，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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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美国传播研究的重镇当属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这个集合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学派也被公认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发源地。除了查尔斯•库利（但他深受杜威、米德的影响）外，其主要人物杜威、米德、帕克、伯吉斯等均在芝加哥大学有相当长的任教经历。这群学者尽管理论取向和观点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兴趣：强调传播对于个人及社会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认为传播在人性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认为它对于社群的形成和社会的民主自治起着关键作用。[18]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便成为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引进中的主旋律。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杜威和帕克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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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贝尔曼的总结，传播问题是杜威的思想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类理智和社会的起源问题；（2）人类联系（社群）的理想类型的社会哲学问题；（3）美国民主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19]但是他在中国的演讲很少涉及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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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中国做了不下两百场演讲，社会影响巨大。当时北京《晨报》社编辑的《杜威五大演讲》到杜威离华时，共印刷了13次，每次印数都在1万册以上。[20]考虑到当时的识字率和阅读人群，这个数字实在令人咋舌。据现在留下记录的内容来看，杜威在华演讲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教育的演讲。[21]在华期间与杜威关系最密切的胡适也有同样的印象。[22]从杜威1919年以前发表的论著数量来看，教育问题确实是他当时用心最多的话题。他集中讨论人类理智和社会起源问题的主要论著（如《经验与自然》《作为经验的艺术》等）还要在若干年后才问世。此外，鉴于中国当时对西方理论的陌生，杜威的讲座大多是在做知识普及，对于传播与人类本性这类较专门的问题还未来得及介绍。同时，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也与陶行知、胡适等杜威的中国弟子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点有关，他们的中介与阐释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杜威博士”在中国的形象。比如陶行知大力强调杜威的教育哲学，而胡适则弃杜威丰富的哲学议题于不顾，专注于利用杜威的实验（用）主义来为自己整理国故的研究方法寻找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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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抵华时（1919年4月30日）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民众对于政治正义的诉求让政治哲学问题凸显。这个古老国度里学生和民众的民主政治运动颇令杜威意外，中国民众的理想主义和热情使他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的实验室。他的演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内容仅次于教育问题。因此，在杜威关于传播的观念中，最直接地被介绍给当时中国人的主要是政治哲学中的传播理论。这也是这个时期杜威正在思考的问题。在杜威晚期（1925—1953）的研究中，传播与公众的形成问题是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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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讲中提出，所有看似是国家和个人的冲突、社会和社会的冲突，其实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缘自群体的利益与兴趣的差异。因此，所有社会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过去那种一群人压倒另一群人的做法会让社会更加不稳定。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就要研究人性的需求。他把人性的需求总结为三点：风俗习惯、社会体制和共同生活。其中第三点最为根本，前两者都是为了达到第三种理想。杜威对共同生活的定义便是自由交际（communication）、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定义体现了杜威以及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和社会交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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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说的这种共同生活，是建立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一定使各分子有自由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机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以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大强固，实在是强固的很；不但强固，并且可以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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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向听众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传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整合至关重要。他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当然，这时他的认识深度与他1927年在《公众及其问题》中谈到的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其中的核心观念已经在这次演讲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他对于传播与民主（民治）的看法也为中国一批学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所接受，在1929年以胡适、罗隆基为首的一批新月派对国民党的训政体制的批判（后收入胡适1930年编的《人权论集》）中，便可看到大量类似的观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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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没有“传播学”这门学科，甚至连研究者也是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背景下进入传播问题。杜威把传播问题夹带在“政治哲学”中，帕克则把传播问题嵌在了“集合行为”这个题目之中。所以传受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引介对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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