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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抵华时（1919年4月30日）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民众对于政治正义的诉求让政治哲学问题凸显。这个古老国度里学生和民众的民主政治运动颇令杜威意外，中国民众的理想主义和热情使他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的实验室。他的演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内容仅次于教育问题。因此，在杜威关于传播的观念中，最直接地被介绍给当时中国人的主要是政治哲学中的传播理论。这也是这个时期杜威正在思考的问题。在杜威晚期（1925—1953）的研究中，传播与公众的形成问题是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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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讲中提出，所有看似是国家和个人的冲突、社会和社会的冲突，其实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缘自群体的利益与兴趣的差异。因此，所有社会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过去那种一群人压倒另一群人的做法会让社会更加不稳定。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就要研究人性的需求。他把人性的需求总结为三点：风俗习惯、社会体制和共同生活。其中第三点最为根本，前两者都是为了达到第三种理想。杜威对共同生活的定义便是自由交际（communication）、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定义体现了杜威以及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和社会交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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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说的这种共同生活，是建立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一定使各分子有自由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机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以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大强固，实在是强固的很；不但强固，并且可以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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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向听众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传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整合至关重要。他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当然，这时他的认识深度与他1927年在《公众及其问题》中谈到的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其中的核心观念已经在这次演讲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他对于传播与民主（民治）的看法也为中国一批学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所接受，在1929年以胡适、罗隆基为首的一批新月派对国民党的训政体制的批判（后收入胡适1930年编的《人权论集》）中，便可看到大量类似的观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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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没有“传播学”这门学科，甚至连研究者也是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背景下进入传播问题。杜威把传播问题夹带在“政治哲学”中，帕克则把传播问题嵌在了“集合行为”这个题目之中。所以传受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引介对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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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E．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关注，主要缘于以下契机。一是他十一年的一线新闻工作经验使他关注新闻，比较著名的是对新闻自然史的研究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的分析。[25]二是由上一问题引申出的将新闻放到更宏观的社会中，讨论新闻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这个题目是在更大的城市社会学和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整合的背景下展开的，最为人所知的当属移民报刊及其社会控制的研究。[26]第三是在社会群体及集合行为研究中涉及的新闻、流言、个人意见和公众意见等问题，重点讨论了群体中传播机制在群体意识和行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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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杜威类似，中国听众的预期使得帕克没有能够完整地阐述他对于传播问题的看法。他于1932年9月到12月期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了两门课程，一是“社会学研究”（Soc.149—150, Seminar in Sociology，高年级研讨课），二是“集合行为”（Soc.143, Collective Behavior）。[28]因为听众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以关于新闻的研究不是主要内容，只是在关于集合行为的讲座中，涉及了新闻对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众与公众的区别、公众意见的形成原理等大量当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话题。[29]这些话题也是当下热门的话题，其中包括社会运动领域仍然在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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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华讲学的杜威、帕克外，芝加哥学派中对传播有专门阐释的查尔斯•库利（柯莱）的学说，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学者而言，也不陌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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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中国社会学者对传播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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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初处于鼎盛时期，他们的传播思想随其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思想一起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当时在美国刚刚出现的社会心理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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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史的先驱之一高觉敷在1941年编写了《宣传心理学》[31]。在这本书中高觉敷引用美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实证研究成果，介绍了宣传心理学，也介绍了宣传的应用与不同媒介的宣传技巧。这本书诞生在抗战期间，社会环境促成了传播研究中工具理性很强的宣传研究在第一时间进入中国。美国1937年成立了“宣传分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其最著名的成果是李夫妇（Alfred McClung Lee and Elizabeth Briant Lee）1939年出版的《宣传的完美艺术》[32]，书中提出了辱骂法、光环法、转移法、证词法、平民百姓法、洗牌作弊法、从众法等宣传技术。这些内容在高觉敷的书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彼时美国的心理学界开展宣传效果的实证研究时间也不长，可以说，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引进美国最新的传播研究成果方面，几乎与后者同步。这种状况与1978年后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对西方传播研究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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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统计学的训练，因此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严格进行民意调查（测验）的群体。1922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心理学家张耀翔利用该校成立14周年的机会，对来宾进行了非随机调查。[33]尽管该研究的抽样并不符合民意调查的要求，但是罗志儒使用张耀翔的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却可圈可点。除了之前的单变量描述之外，还进行了双变量的交叉分析，试图探索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文章最后还对数据和问卷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展示出了科学、严谨的态度。[34]到了三四十年代，民意测验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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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进西方的传播研究外，中国的社会学者也进行了原创性的传播研究。就像西方早期的传播研究者一样，他们在从事传播研究，却没有今人的传播学学科意识，甚至他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传播研究”。孙本文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1925）却是一项典型的传播研究。[36]如果用今天的标准看，这个研究可算中国今天数量多至泛滥的国家形象研究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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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研究了两个问题：（1）美国人从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公众意见的基础）；（2）美国人通过媒体表达了对中国的什么看法（公众意见的趋势）。孙本文接受了李普曼等人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公众意见由少数精英决定，大众媒体在公众意见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虽然面对同样的信息，美国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但意见是信息加思考的产物，普通人的意见会以这些信息为基础。[37]因此，通过统计美国媒体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便可以了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通过研究美国媒体中的言论，便可推测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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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孙本文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方法，统计了美国报刊中涉华报道的总量和主题分布，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项，并与美国报刊上的这三个领域的报道数量进行横比，与美国报刊中对其他国家的报道数量和这三方面的报道数量进行对比，同时还总结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涉华报道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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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新闻进行量化内容分析外，孙本文还以排华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几个典型事件为例，用类似今天文本解读的方法，分析了美国主流报刊对华言论的分布与框架（有今天框架分析的雏形，当然，他没有用这个概念）。他的总体结论是，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言论，都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简单的有闻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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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个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都显得很原始，结论也平淡无奇，甚至作为今天的硕士论文都不一定能顺利通过，但是如果考虑到它写作的时间（1925年），就不能不对其刮目相看。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所谓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分析的研究，基本思路还停留在这个层次。对中国传播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的是，它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学者在20世纪初期也曾对传播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38]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施拉姆的“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不放，便会忽视类似的重要思潮与证据，抽掉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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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新闻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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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传播研究最早兴起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国的新闻学界最初对这部分知识缺乏应有的关注。而1978年之后，中国新闻学界对于美国传播学的兴趣与热情显然超过了中国的社会学界。这种前后冷热迥异的态度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留待后面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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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闻学界对学术性较强的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播研究就完全绝缘。与新闻有密切关系的宣传研究及公共关系研究也引起了新闻学界的注意。他们从另一条路径也接受了西方（主要是美国）传播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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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曾留学日本、后任职朝鲜领事馆的季达出版了《宣传学与新闻记者》一书。[39]他从外交实践出发，论述了宣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该书在宣传学部分介绍了西方20世纪初期关于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并且对于1927年才出版《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拉司维尔（现译为“拉斯维尔”）并不陌生。这些积累在50年代后完全中断，1978年后新闻研究界才知道这本书，直到2003年才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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