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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必须借助交流、分享方能存在，甚至个人的记忆也须依赖必要的社会互动才能保存。[57]思想禁锢造成的对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和西方学术研究现状的无知，导致中国传播研究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集体失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无知是无心之失；然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一失忆则是刻意为之，因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的研究恰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记忆清洗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研究资源的浪费。早在民国时期便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人和理论，又要新一辈人花时间当作新知识重新引进和学习。当时人员频繁互访形成的掌握知识的鲜活感到今天才勉强重新恢复，在此之前只能依靠数量和质量都有限的中译本进行想象，鲁鱼亥豕，其中的误读自然随处可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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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第二个原因与学科建制有关。20世纪初社会学和新闻学引入传播研究时，其视域和语境与80年代新闻学引进传播研究时有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美国的传播学科建制尚未完成，传播研究是一个正在酝酿之中的模糊地带。施拉姆曾把传播研究比作“十字路口”，而那个时候，连这些路是否交叉还未有定论。未被对象化的模糊体验必然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因此尽管那时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但却因为未被命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言说，这些经验无法从历史和记忆中被召唤出来与我们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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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0年代中国内地重新引入传播学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新闻学科已经成功地将传播研究学科化、体制化。学术组织、教材、课程、学位培养计划和就业方向等已经完备且得到承认。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他在中国的演讲反复强调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把传播学说成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努力证明传播学科的正当性。[59]听过施拉姆演讲的学者印象深刻地记得他讲过传播学未来将会统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60]但是，目前中外传播学科史的研究者都对施拉姆所建构的这个狭隘的“传播科学”颇有微词。它将凡是不符合管理研究取向的量化研究都排除在传播学主流之外，比如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等。但是这一版本的传播学却成为8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理解传播学的主要参照系。从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引进与研究，先入为主地去搜索“传播”而忽略“交通”，自然会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仿佛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从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开始，而且只有新闻学者们参与了这个发现与引介的工作。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缺乏反思，导致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被压缩成了一个单维度的线性过程，失去了那种丰富的多义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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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第三个原因与当代历史书写中的时间意识有关。在官方政治史的书写中，1978年被建构成为一个断裂和新的开始，它意味着执政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重新向世界开放。1978年也就成为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分界线。作为1978年的参照甚至对立面，1949年就被缺席建构为与西方隔绝的开始。传播学术史的书写者常常忽略了学术研究的逻辑与绵延性，不加反思地把学术研究视为政治的附庸，接受了政治史分期的影响。这一书写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以1949年为参照，将1978年不仅作为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也将其设定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将之前的历史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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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考古，也可以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界流行的辉格史观的学科发展进化论叙事有所警惕和反思。[61]学科的发展未必都是向前线性发展的，甚至还会有倒退。如果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干预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倒退未必不会重演。80年代传播学刚进入中国时，新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同时对它产生了兴趣。最后新闻学取得了对传播学的专有权。如果在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书写之外，同时将目光投向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片段，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发生本章所描述的断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新闻学一起依然参与中国的传播研究，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会给这个学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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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顾历史，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不是外部条件的干预，中国的传播研究可能会沿着一条不同于今天的道路走下去。这会为我们批判地看待今天的传播研究现状提供新的想象维度。比如，讨论20世纪初期传播研究如何实现多学科参与、思考当年对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努力、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的思考、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问题等。也许，这段历史会以新的方式参与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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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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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华伦•K.艾吉：《美国报纸的职能》，郑北渭译，《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美〕乔治•马立昂：《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刘同舜译，《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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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其实20世纪初“新闻学”本身在中国的建构也有着与“传播学”相似的命运，也存在过度学科化的想象。见刘海龙、连晓东：《从默会的知识到公共知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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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在引进传播研究方面最有力的《国际新闻界》在介绍“传播学”时，刊发了《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1982年第2、3、4期）、《日本的大众传播学》（1982年第2期）、《西德的大众传播学》、（1982年第2期）、《意大利的大众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和《法国的大众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可是严格来说，作为学科的“传播学”只在美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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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旦：《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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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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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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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辞海（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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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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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里不仅communication的翻译与今天不同，值得注意的是medium/media也与今天的“媒介”“媒体”有所不同。见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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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上书，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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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书，第128页。这句里的“交通”对应的是现在的“传播”，而“传播”对应的则是现在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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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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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书，第228—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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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当然，这个时期的“传播”不仅指大众传播，也可以指群体传播甚至人际传播中的信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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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海波：《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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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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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heldon La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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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heldon La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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