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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见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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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lihu Katz, “Why Sociology Abandoned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0（3）, 2009, pp.16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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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认同，比如普里后来在一篇与卡茨合作的论文里[Jefferson Pooley and Elihu Katz, “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4）, 2008, pp.767—786]，便从学科体制出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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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James W. Carey,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1）, 2000, pp.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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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301页，第330—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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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Sheldon La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 pp.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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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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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张隆栋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学系，1948—1952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兼任代理主任。从1982年张隆栋发表的介绍传播学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概述》（上、中、下）所附参考文献数量来看，显然对这个问题有长时间的关注与积累。而且许多学生回忆他曾在课堂上偷偷讲过西方的传播研究（讲这些内容时专门告诫学生停止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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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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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沙莲香曾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理论体系受美国影响很大，所用的概念及方法均与美国无异。同时，沙莲香也并不是与新闻学界的传播研究者毫无关系，比如1988年首都高校学生自发成立的“青年传播学研读小组”的顾问名单中，便有沙莲香的名字（见阎欣：《青年传播学研讨小组在京成立》，《国际新闻界》1988年第2期）。但是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许多重要事件中，沙莲香却始终缺席，所以只能算边缘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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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Mary Douglas,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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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可以参考内川芳美在复旦大学的讲演稿，见〔日〕内川芳美：《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话》，复旦大学：《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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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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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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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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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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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徐耀魁：《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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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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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六章 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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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传播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开始于1978年。[2]这个论断基于两个隐含的前提：一是新闻学界引进并开展的传播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二是在施拉姆“创立”传播学之后才有真正的传播研究。这两个可疑的前提将新闻学界以外开展的传播研究以及被施拉姆所钦定的“传播科学”（science of communication）以外的传播研究排除在外，使研究者忽视了本可被列为中国传播研究的那些成果，继而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采取简单的线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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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于192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3]国内传播学界最早提到这篇论文的是张国良[4]，但系转引自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5]，并未对其作深入讨论。拜网络技术之赐，目前可以通过ProQuest的学位论文数据库，看到这篇论文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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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一直被忽视的文章除了令人眼前一亮外，又因其不符合主流传播史叙事，进而引出更多现有传播学术史框架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本章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为什么它应该算作传播研究？（2）孙本文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就对传播问题感兴趣，他的研究目的是什么？（3）为什么孙本文后来放弃了继续做类似的传播研究？（4）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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