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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点部分，论文分析了美国媒体关于排华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四个问题的言论，发现尽管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意见，但总体持同情、支持中国的态度。美国舆论背后的动机都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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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美国媒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中国形象：对外关系矛盾重重，国内政治混乱，需要大量美国的教育和宗教支援，永需借债，最好的市场，落后于欧洲。由此美国人民可以推断：中国积弱，不能得到所需；中国需要美国援助，不会损害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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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美国专攻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还尚未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包括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帕克等几位大师，也都曾将传播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孙本文的论文研究了媒体与公众态度的关系，这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这篇论文又使用了传播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内容分析法研究了大众媒体的内容。如果以目前的学科划分，孙本文的这篇论文更像是地道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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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目的来看，它试图从信息环境建构的角度理解和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又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关系。尽管论文整体上做到了专业化的客观中立，但作者在行文中仍透露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未论证的情况下，便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全面、公正。同时他也希望这个研究能帮助中国的执政者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在理论框架上，该文主要使用了李普曼等提出的媒体与公众意见关系的理论，基本未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只能算旁涉国际关系，不能算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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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孙本文将国际新闻、公众意见和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对外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和对华态度进行描述，俨然是现下十分热门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路数。这篇论文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这类研究的滥觞。文中详细区分了涉华报道的类型，勾勒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比了美国媒体上对欧亚主要国家的报道数量，并视其为国家地位的体现。在观点部分，他的分析程序包括确定报刊的党派属性，分析观点背后的动机。最后他得出结论：美国媒体对华言论的出发点都是美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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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大部分从事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篇论文，但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研究，绝大部分仍停留在该文的框架里：通过对西方媒体报道的文本的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得出西方媒体扭曲中国形象的批判性结论。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径带有媒介中心主义的色彩[7]，就和孙本文的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章相比较，也能看出理论的粗糙和学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孙本文这一研究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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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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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传播研究尚处于襁褓之中。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对传播哲学和传播社会学的初步探索。1922年李普曼的《公众意见》和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问世，1925年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出版，佩恩基金赞助的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到1929年才正式启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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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报纸内容的定量研究早在19世纪末便已开始[9]，然而在当时来看，孙本文这篇1925年完成的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研究，也是比较前沿的。这就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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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892年他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教书世家，先后在旧式私塾和新式学校接受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文学院哲学系），1920年考取江苏公费留美生，翌年4月赴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于1926年回国，在上海的大学教授社会学。1929年，孙本文赴南京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授，曾于1930—1932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53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孙本文从此离开社会学领域，先后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政治系、哲学系任教，1979年病逝于南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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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向中国引介社会学。他在《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等报刊上介绍社会学理论和流派，编写《社会学原理》等教材，发起创建东南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前身）和期刊，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周晓虹认为其“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1]。他所代表的综合学派成为民国时期学院社会学的主流。他所编写的《社会学原理》从1935年出版到1949年，重版11次，并被作为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部定大学用书”[12]，甚至到了60年代台湾还将其作为大学的社会学教材[13]。孙本文勤于著述，成果颇丰。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整理的十卷本《孙本文文集》，但是遗憾的是本章所讨论的这篇英文论文并未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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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这篇论文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学者的盲点，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有违主流中国传播学史的“常识”。一个在20世纪初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媒体与公众意见作为博士论文？更令人困惑的是，孙本文后来几乎没有提及过这个研究，并且在其后的著述中也没有写过类似的题目。以学术为业的人都了解博士论文在学者的学术生命中意味着什么，而像孙本文这样对待自己的博士论文，确实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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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其放到孙本文社会学思想变迁的轨迹之中，便会觉得这一现象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曾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向：首先由心理学派转到文化学派，其后又由文化学派转到综合学派。[14]这两次转向使得他的理论观点明显存在前后断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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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早年受社会学心理学派影响颇深。[15]他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选修了曾留学日本的康宝忠教授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康宝忠及其课程对他由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康宝忠非常推崇美国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旧译“季亭史”）的学说，孙本文也有同样的倾向。1922年他在伊利诺依大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如愿以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追随吉丁斯和奥格本（William F．Ogburn，旧译“乌格朋”）攻读博士。两年后，为节省开支，孙本文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大学，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莱斯特•沃德的追随者彭德尔（R.M.Binder）。从孙本文早年的求学经历看，对他的学术思想起关键作用的学者大多是社会学的心理主义者。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出这种学说的影响便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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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psychologism），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初期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16]。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用社会态度这一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及问题。所谓态度就是个人人格中关于某种行为的趋势。孙本文说：“行为的发动，在人格方面观察，有一种行为的趋势。此种行为的趋势，是人格特质可能性实现的动机，可以断定个人的行为。……一切社会行为，其始都发源于态度：态度的交互刺激与反应，产生社会上种种行为。故态度为社会行为的基础。”[17]社会态度的形成不是一个先天的或者社会现实的简单投射，它源于后天环境，尤其是群体的影响。比如他在早期论及社会问题的形成时便认为社会问题的形成固然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更关键的乃在于社会成员的主观认识。“社会问题之产生，其关键全在社会态度。换言之，即使社会状况如何不良，社会制度如何不适用，如其社会上多人不注意，不领会，不承认，则社会上亦自无问题。所以说：社会问题之有无，全视社会上多人态度为转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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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选择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与美国公众意见作为研究对象，便体现了上述思路。首先，他认为美国媒体的评论集中体现了美国精英的对华态度。这些少数人的意见会引导美国的公众意见，再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其对华政策。因此通过媒体的对华态度便可以理解和估计其对华行为的趋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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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态度是主观的倾向，那么中国的实际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普通美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国家形象。按照这个思路，孙本文并不关心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虽然他有时也克制不住有所指摘），而是研究了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他承认面对同样的信息，美国人的反应未必一致，然而鉴于意见是信息加上思考的产物，信息虽不能决定意见，但它构成了意见的基础。[20]换句话讲，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想象及态度。这非常类似于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媒体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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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态度为核心的社会学心理主义倾向导致孙本文选择了媒体建构与公众意见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心理层面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后知之明来看，这种立场作为微观或中观理论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要解释宏观社会问题，恐怕就显得捉襟见肘。孙本文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有了一定积累和反思后，逐渐转向了文化主义，以更宏观的文化因素来解释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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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一种转向，不如说是孙本文原有理论的扩展和升级。他试图将更多因素纳入解释框架。首先孙本文仍然将人所特有的、非物质的因素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受奥格本的影响，他将文化分成物质文化（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衣服、食物等）与非物质文化（道德、政治信仰、风俗、科学、哲学等）两部分。他认为社会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在于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失调，常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了而意识未能跟上。然而无论是援引社会态度还是文化，孙本文还是从个体或群体的意识及心理层面来理解社会变迁的。正因为如此，50年代唯物主义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时，孙本文才会因为提倡唯心主义而遭到猛烈批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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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将理论重心转向文化主义时，并未完全放弃心理主义，而是将其融合在了文化之中。这导致他常常在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认为是态度失调导致了文化失调，有时又认为这二者之间会相互作用，显得缺乏一致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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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本文所使用的“心理”或“文化”概念都与今天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有一定距离。它们都比较宏观而抽象，基本未有操作性定义，可以被任意扩大或缩小，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常常很难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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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孙本文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开始跳出单纯的文化主义，将物质的和客观的因素也纳入理论框架。比如他在谈到共同生活时，便将环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共同作为实现共同生活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既关注之前的主观心理，又加入了客观事实。他强调：“社会上多人的主观态度，可以发现社会障碍，产生社会问题。但这种（是）就主观的心理方面而言；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客观的事实方面。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起于客观的事实的障碍，决不是我们的心理态度所能转移的。”[23]至此，孙本文正式将自己定义为“综合学派”，意即将态度、文化、生物与客观环境均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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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从心理主义到文化主义，再到综合主义的社会学思想演变中，不断加入新的解释性因素，社会态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其重要性却在不断减弱。同时，回国后，孙本文的主要学术精力放在社会学教学及理论体系建构上，撰写了大量教材和普及性文章，偏重于研究宏观社会问题，对专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少，单纯讨论传播问题的内容便很少出现在他的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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