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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一种转向，不如说是孙本文原有理论的扩展和升级。他试图将更多因素纳入解释框架。首先孙本文仍然将人所特有的、非物质的因素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受奥格本的影响，他将文化分成物质文化（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衣服、食物等）与非物质文化（道德、政治信仰、风俗、科学、哲学等）两部分。他认为社会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在于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失调，常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了而意识未能跟上。然而无论是援引社会态度还是文化，孙本文还是从个体或群体的意识及心理层面来理解社会变迁的。正因为如此，50年代唯物主义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时，孙本文才会因为提倡唯心主义而遭到猛烈批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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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将理论重心转向文化主义时，并未完全放弃心理主义，而是将其融合在了文化之中。这导致他常常在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认为是态度失调导致了文化失调，有时又认为这二者之间会相互作用，显得缺乏一致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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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本文所使用的“心理”或“文化”概念都与今天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有一定距离。它们都比较宏观而抽象，基本未有操作性定义，可以被任意扩大或缩小，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常常很难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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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孙本文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开始跳出单纯的文化主义，将物质的和客观的因素也纳入理论框架。比如他在谈到共同生活时，便将环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共同作为实现共同生活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既关注之前的主观心理，又加入了客观事实。他强调：“社会上多人的主观态度，可以发现社会障碍，产生社会问题。但这种（是）就主观的心理方面而言；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客观的事实方面。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起于客观的事实的障碍，决不是我们的心理态度所能转移的。”[23]至此，孙本文正式将自己定义为“综合学派”，意即将态度、文化、生物与客观环境均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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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从心理主义到文化主义，再到综合主义的社会学思想演变中，不断加入新的解释性因素，社会态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其重要性却在不断减弱。同时，回国后，孙本文的主要学术精力放在社会学教学及理论体系建构上，撰写了大量教材和普及性文章，偏重于研究宏观社会问题，对专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少，单纯讨论传播问题的内容便很少出现在他的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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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媒体在美国和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也使得他心目中的传播及媒体问题的重要性有所削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广义的传播（包括交通）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芝加哥就是因为蒸汽船的发明和工业化而迅速繁荣起来的。大量农村移民和欧洲移民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群体间矛盾加剧，社会整合成为当务之急。[24]美国20世纪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传播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就连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大师们也纷纷著书立说。然而反观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媒体在学者眼中的地位则远不如贫困问题、农村问题、文化转型等其他社会问题重要。加之媒体产业本身也不够发达，孙本文的关注重点便转向了这些更显著的宏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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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公众意见：从社会态度到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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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再专门研究媒体与公众意见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作为一般文化现象的公众意见。他在《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心理学》中均提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理论框架的变化，讨论的重点已经和博士论文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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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美国媒体上的中国》一文时，孙本文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到李普曼的影响，将公众意见视为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认为它虽不能被大众媒体决定，但却明显受到后者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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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美国期间，李普曼论新闻、公众与民主的“三部曲”——《自由与新闻》（1920年）、《公众意见》（1922年）和《幻影公众》（1925年）先后出版。前两本还被列为他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制造的“伪环境”被当成真实环境，从而限制了公众思考的范围。他将新闻比作探照灯，被照到的地方清晰可见，但光束之外则一片漆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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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与现实的关系上，孙本文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新闻不能等同于现实。他发现，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并不非常精确。一方面，新闻发生地远离本土，媒体倾向于选择与美国利益有关的中国事务；另一方面，涉华报道是由不熟悉中国的记者完成的，且记者受到自身的利益和偏好的影响。“鉴于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以上对媒体内容的分析便可以极好地描述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但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样子，而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它是美国利益加上一些新闻因素综合形成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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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普曼一样，孙本文也认为公众根本无力对事件形成独立的理性判断，公众意见其实是由少数精英决定的。“舆论通常由少数领袖发起，然后根据大多数民众倾向的变化，由其他人或发起者自己将其塑造成形。就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公众意见。”[27]大众媒体则是政治精英们影响公众意见的主要渠道。在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孙本文虽然承认个人对媒体的反应未必完全一致，但是“信息是观点的原材料，观点是信息加上思考的产物。由于绝大多数人依赖媒体提供主要信息和几乎全部观点，故而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媒体对中国的描述之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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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本文对于公众意见的基本看法并未发生过明显的变化，但是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却大为减弱。如果说在孙本文早期的研究中，作为社会态度的同义词的公众意见是主角的话，那么到了他的学术成熟时期，公众意见则退居到次要地位。它既不是原因也不是结果，而成为一个中介或工具——社会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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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原理》中，孙本文把社会控制分为无意和有意两类，舆论和谣言都属于无意的社会控制。他认为，“舆论又称公意，意即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精英引导舆论，公众的意见分布一般是钟形弧，和缓者的意见居多，极端赞成者和反对者的意见较少；舆论的发生基于从众心理，“此种服从多数的心理，实为舆论力量发生之源泉”；舆论大多是非理性的，可靠程度依赖于领导者的意见正确与否”。他强调报纸对舆论的领导作用，“报纸常称为舆论机关……往往创造舆论，控制舆论”。同时他注意到这一过程受民众的教育水平影响，受过教育的人能够了解报纸的主张，报纸更能发挥作用。[29]但是孙本文却忽略了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信息来源更多，更具批判能力，导致受教育程度与媒体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研究发现政治意识过强或过弱都可能导致媒介效果有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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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中，孙本文对舆论（公众意见）有更深入的讨论。[31]他系统地阐述了舆论的概念、性质、特征及作用等问题。他把不同学科关于舆论的讨论概括为四个问题：（1）舆论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共同意见；（2）舆论是有异同还是一致的意见；（3）舆论理性还是非理性；（4）舆论是全体还是少数人的意见。对此，他回答道，“舆论亦称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是社会上众人对于一种有争论的重要事故所表示的有力量的共同意见”。它的特征包括：社会上一般人赞同的意见；多少含有理性的成分；非当局的意见；有效力的意见；对象必有关社会的安宁与幸福。舆论自身潜伏着问题，如人的认识有可能错误，多数意见可能压迫少数派，舆论为别有用心的领导者把持。他还明确提出了报纸的三种功能——传布消息、代表舆论和领导舆论，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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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后期对于公众意见的论述要比博士论文时期更深入，视野也更开阔。但是今天来看，问题也比较明显。一是过于空泛。从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待公众意见，将其视为社会控制，虽然更加深刻，但是若只停留在这一观点上而缺乏足够的论证与扎实的论据，难免沦为一种空洞的议论。若对比一下同样主张“公众意见是社会控制”的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的论证[32]，则其不足一望而知。其次，孙本文在离开美国之后，对于最新的研究进展显然关注不够。比如40年代在传播效果方面，有限效果理论已经对传统的强效果论构成挑战。大众传播可以左右民众态度的传统智慧已经被实证数据证伪。尽管对于媒介效果问题众说纷纭，但孙本文显然并不知道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未对它们的挑战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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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社会学与中国早期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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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一个对传播研究稍有涉猎的人，都不难对孙本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明显疏漏提出批评，比如单向的传播观、被动的受众观、精英视角、简陋的理论框架、粗糙的研究设计等。但是一旦考虑到它特殊的写作时间和背景，对以上许多缺陷都可以给予同情和谅解，并且能进一步发现它值得欣赏的地方，比如接近议程设置的效果观、社会学背景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理论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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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中国传播研究而言，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学术理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学科史和知识社会学上。作为一个断裂或者“异常”，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目前传播研究史的元叙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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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偶然性无处不在。它总是在我们以为确凿无疑可以定案的时候出示意外的证据。孙本文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一个打破了已经被“自然化”了的中国传播研究史叙事的“突发事件”。反讽的是，这个“突发事件”却发生于中国传播研究史叙事形成之前。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播学偏颇的历史书写框架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出现盲点，忽略了中国本土传播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和其他传统，而将中国传播研究仅仅视为1978年后发生在新闻学界内部的事件。这一认知盲点使得当前的传播研究者对于1978年以前，尤其是民国时期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关于传播现象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进而将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简化为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未意识到其中存在着断裂与倒退，导致对遮蔽着上述历史的各种人为因素缺乏必要的反思。关于上述问题，第五章已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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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孙本文的这篇博士论文，有助于我们打破中国传播研究的新闻学框架，去反思另外的可能性。从引进传播学以来，在中国的新闻学界就存在着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话题：传播学对新闻学有何影响？不少参与讨论的新闻学研究者均怀有一种焦虑的心态，担心新闻学在传播学的影响下丧失其传统与独立性。然而这种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的传播研究与其说侵入了新闻学，不如说被新闻学所同化。传播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尤其是其中与新闻相关的题目，传播学的其他子学科基本未得到充分发展。似乎在中国，传播研究只有一种发展途径。对孙本文的这篇论文的“再发现”提醒我们，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关怀，也可以通向传播研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尽管表面上是在分析大众媒体的内容，但其中心问题是社会态度和社会心理，而非新闻的生产或影响。或许受新闻学影响很深的传播研究者容易认为这样的传播研究不够“正宗”，偏离了主题。但是它的存在却让我们意识到，还有其他可能的研究路径和问题域，这些看似“异端”的思路中同样蕴含着解决当前危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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