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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本文：《何谓社会问题》，《孙本文文集》第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27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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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pp.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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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bid.,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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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庄福龄：《不能忽视“社会学原理”在政治上的反动影响——对孙本文自我批判的批判》，《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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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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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孙本文文集》第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43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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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heldon La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 pp.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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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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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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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bid.,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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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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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孙本文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35年版，第380—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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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约翰•R.扎勒：《公共舆论》，陈心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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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孙本文文集》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46年版，第215—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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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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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七章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传播批判学派与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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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1日，赵月枝教授在一次学术沙龙中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提到，就在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也在策划他的中国之行。[2]由于种种原因，席勒最终没有成行。施拉姆的来访对中国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很长时间里，他所提出的传播学体系成为中国学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而席勒及其所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则处于“缺席”状态。这段逸史无意中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当初不是施拉姆而是席勒最先来到中国，中国的传播研究还会是今天的格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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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不容许假设，但是设问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的想象，同时反思中国传播学界当初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一选择对今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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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某种思想的缺席，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这种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定的环境无法孕育该思想；另一种情况是这个思想曾经出现过，但是却中途失踪。后一种情况引出了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的题目：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失踪不是夭折。夭折是一个事件，它有明确的时间点，受到关注，人们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损失或转折。而失踪则悄无声息，它缺乏明确的时间痕迹，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消失，因为早在其消失之前，人们已经对它失去了关注和兴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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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思想的“失踪”又可以再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简单，即某个思想曾经出现过，但是由于早产，人们没有做好准备而未受到关注。第二种情况则是某种思想曾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也受到了关注，但是却被放到了不恰当的诠释框架中加以解读。因为误读，它的重要性被低估和无视，乃至最终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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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传播学引介初期的“失踪”究竟是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人们的视野，还是被人们遗忘了？是因为早产而受到忽视还是因为误读而被低估？席勒如果到来真的能改变历史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引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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