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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bid.,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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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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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孙本文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35年版，第380—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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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约翰•R.扎勒：《公共舆论》，陈心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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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孙本文文集》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46年版，第215—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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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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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七章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传播批判学派与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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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1日，赵月枝教授在一次学术沙龙中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提到，就在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也在策划他的中国之行。[2]由于种种原因，席勒最终没有成行。施拉姆的来访对中国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很长时间里，他所提出的传播学体系成为中国学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而席勒及其所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则处于“缺席”状态。这段逸史无意中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当初不是施拉姆而是席勒最先来到中国，中国的传播研究还会是今天的格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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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不容许假设，但是设问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的想象，同时反思中国传播学界当初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一选择对今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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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某种思想的缺席，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这种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定的环境无法孕育该思想；另一种情况是这个思想曾经出现过，但是却中途失踪。后一种情况引出了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的题目：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失踪不是夭折。夭折是一个事件，它有明确的时间点，受到关注，人们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损失或转折。而失踪则悄无声息，它缺乏明确的时间痕迹，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消失，因为早在其消失之前，人们已经对它失去了关注和兴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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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思想的“失踪”又可以再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简单，即某个思想曾经出现过，但是由于早产，人们没有做好准备而未受到关注。第二种情况则是某种思想曾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也受到了关注，但是却被放到了不恰当的诠释框架中加以解读。因为误读，它的重要性被低估和无视，乃至最终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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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传播学引介初期的“失踪”究竟是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人们的视野，还是被人们遗忘了？是因为早产而受到忽视还是因为误读而被低估？席勒如果到来真的能改变历史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引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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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施拉姆访华：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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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仍处在形成之中时，已有中国学者涉足传播研究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孙本文192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所写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4]这篇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报纸如何塑造中国形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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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当时的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中国，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研究和民意研究等也在中国初步开展。但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传播研究还未被整合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零星的传播研究还缺乏学术自觉，并未造成较大的学术影响。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隔绝，40年代之后在美国逐渐兴起的传播学无缘在中国扩散。尽管有个别概念被引进，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就已经介绍了mass communication（沿用了民国时期的译法，表达为“群众思想交通”[6]），但这些概念还不足以构成研究者的学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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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英国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被体制化，传播学教材不仅比较成熟，流入中国的数量也不少，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个新兴学科。这些学者以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韵昭等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姜克安、林珊等人，社科院的张黎、徐耀魁、明安香等人为代表。复旦大学1980年2月把原先开设的“外国新闻学说”课程改为“传播学介绍”，成为最早开设传播学课程的高校。[7]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也在自己的课堂上介绍传播学。这些介绍传播学的先驱具有如下特点：（1）从事外国新闻事业和外国新闻史研究；（2）有较好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功底；（3）身边都聚集了一部分对传播学感兴趣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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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到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与会者非常感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做一个传播学讲座。[8]1981年5月《新闻大学》从创刊号开始，分七次连载陈韵昭的“传学讲座”。[9]在威尔伯•施拉姆访华之前，处于范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学者朦胧地看到了这个新学科的轮廓，但要勾画一幅学科的清晰地图，还需要一个权威加以印证，施拉姆的来访可谓机缘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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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伯•施拉姆虽然不是中国传播学薪火相继的“点火者”，他的到来却成为至关重要的“助燃剂”。1982年5月初，施拉姆访问了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大学与新闻研究机构。这次访问对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引进影响深远。[10]施拉姆访问时的演讲以及由他撰写、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成为中国早期研究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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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拉姆访华的带动下，1982年11月23日—25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在北京举行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在会后，社科院新闻所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11]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被引入中国并为新闻学研究界接受。会议不仅肯定了传播学的价值，而且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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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的成果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首印15000册，短时间内销售一空，继而脱销。[12]这个会议之后，三本重要的著作被有关人员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们分别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新华社李启等译），赛弗林、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复旦大学陈韵昭译），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复旦大学研究生祝建华、武伟译）。它们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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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20日—24日，在黄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研讨会。在讨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体系问题时，徐耀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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