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6414
1704886415
细究起来，思想的“失踪”又可以再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简单，即某个思想曾经出现过，但是由于早产，人们没有做好准备而未受到关注。第二种情况则是某种思想曾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也受到了关注，但是却被放到了不恰当的诠释框架中加以解读。因为误读，它的重要性被低估和无视，乃至最终被遗忘。
1704886416
1704886417
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传播学引介初期的“失踪”究竟是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人们的视野，还是被人们遗忘了？是因为早产而受到忽视还是因为误读而被低估？席勒如果到来真的能改变历史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引介说起。
1704886418
1704886419
1704886420
1704886421
1704886422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53]
1704886423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施拉姆访华：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助燃剂
1704886424
1704886425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仍处在形成之中时，已有中国学者涉足传播研究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孙本文192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所写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4]这篇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报纸如何塑造中国形象。[5]
1704886426
1704886427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当时的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中国，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研究和民意研究等也在中国初步开展。但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传播研究还未被整合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零星的传播研究还缺乏学术自觉，并未造成较大的学术影响。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隔绝，40年代之后在美国逐渐兴起的传播学无缘在中国扩散。尽管有个别概念被引进，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就已经介绍了mass communication（沿用了民国时期的译法，表达为“群众思想交通”[6]），但这些概念还不足以构成研究者的学科想象。
1704886428
1704886429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英国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被体制化，传播学教材不仅比较成熟，流入中国的数量也不少，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个新兴学科。这些学者以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韵昭等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姜克安、林珊等人，社科院的张黎、徐耀魁、明安香等人为代表。复旦大学1980年2月把原先开设的“外国新闻学说”课程改为“传播学介绍”，成为最早开设传播学课程的高校。[7]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也在自己的课堂上介绍传播学。这些介绍传播学的先驱具有如下特点：（1）从事外国新闻事业和外国新闻史研究；（2）有较好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功底；（3）身边都聚集了一部分对传播学感兴趣的研究生。
1704886430
1704886431
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到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与会者非常感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做一个传播学讲座。[8]1981年5月《新闻大学》从创刊号开始，分七次连载陈韵昭的“传学讲座”。[9]在威尔伯•施拉姆访华之前，处于范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学者朦胧地看到了这个新学科的轮廓，但要勾画一幅学科的清晰地图，还需要一个权威加以印证，施拉姆的来访可谓机缘巧合。
1704886432
1704886433
威尔伯•施拉姆虽然不是中国传播学薪火相继的“点火者”，他的到来却成为至关重要的“助燃剂”。1982年5月初，施拉姆访问了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大学与新闻研究机构。这次访问对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引进影响深远。[10]施拉姆访问时的演讲以及由他撰写、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成为中国早期研究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
1704886434
1704886435
在施拉姆访华的带动下，1982年11月23日—25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在北京举行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在会后，社科院新闻所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11]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被引入中国并为新闻学研究界接受。会议不仅肯定了传播学的价值，而且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
1704886436
1704886437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的成果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首印15000册，短时间内销售一空，继而脱销。[12]这个会议之后，三本重要的著作被有关人员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们分别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新华社李启等译），赛弗林、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复旦大学陈韵昭译），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复旦大学研究生祝建华、武伟译）。它们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书籍。
1704886438
1704886439
1986年8月20日—24日，在黄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研讨会。在讨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体系问题时，徐耀魁认为：
1704886440
1704886441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和普及传播学知识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则是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13]
1704886442
1704886443
1704886444
1704886445
1704886446
1704886447
1704886448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54]
1704886449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批判理论引介的“失踪”
1704886450
1704886451
设定了问题的语境之后，再回到本章一开始提出的设回：如果不是施拉姆而是席勒率先来访，中国的传播学还会是今天的格局吗？从目前的传播学引介历史看，内地传播学早期的引进，确实是沿着施拉姆所规划的传播学“正统”路线所进行的。[14]在施拉姆那本写给普通大众的通俗读物《传播学概论》（原名为“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传播”）中没有给批判学派留什么空间，他个人的学术旨趣确实影响了中国学者早年对传播学的想象。李彬教授曾这样表达他对中国批判学派理论缺席的遗憾：
1704886452
1704886453
如今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之别。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的耳熟能详相反，批判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批判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学派则始终若隐若显。[15]
1704886454
1704886455
1704886456
1704886457
批判学派的理论实践，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寂寂无为，直到近年来才逐渐零星出现。但是其原因是否缘自中国传播学者就没有关注过批判学派，在早期传播学引进过程中就“烟涛微茫信难求”呢？
1704886458
1704886459
实际情况与人们感知的恰好相反。查阅1978年至1989年间传播学引进阶段的文献，对批判学派的介绍不仅没有缺席，而且在数量上并不逊于对经验学派的译介（见表7-1）。
1704886460
1704886461
表7-1 1978—1989年《国际新闻界》翻译的批判理论的论文
1704886462
1704886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