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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学派的理论实践，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寂寂无为，直到近年来才逐渐零星出现。但是其原因是否缘自中国传播学者就没有关注过批判学派，在早期传播学引进过程中就“烟涛微茫信难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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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与人们感知的恰好相反。查阅1978年至1989年间传播学引进阶段的文献，对批判学派的介绍不仅没有缺席，而且在数量上并不逊于对经验学派的译介（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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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1978—1989年《国际新闻界》翻译的批判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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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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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引进的初期（本章把它界定为1978—1989年），介绍传播学最积极的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曾经翻译了大量批判学者的研究，包括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坎的《媒介垄断》（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部分章节）、戴维•阿什德的《传播媒介统治权》等。在一些介绍性文章，如英国学者詹姆斯•D.霍洛伦[16]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由来》、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A.怀特的《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的模式过渡》中，批判学派占据了重要位置。怀特的文章还对“文化研究”做了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清晰、全面的梳理，重点介绍了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和詹姆斯•凯里的主要理论。英国学者尼•甘纳姆的《传播媒介与公众社体》（“公众社体”现在译为“公共领域”）也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这也是笔者见到的内地新闻传播学界引进的第一篇介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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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翼青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底，《国际新闻界》发表的62篇翻译或摘译的传播学文章中，有29篇理论文章（连载文章计为一篇），其中属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有19篇，占总数的6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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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译文以外，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提交了国内较早讨论批判学派的论文，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1987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郭庆光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传播批判学派的论文。黄煜等翻译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是国内译介的第一本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著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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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发现，北美批判学派的先驱之一达拉斯•斯迈兹早于1971年12月—1972年1月就来过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发展和中国道路，并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场题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的报告。1979年斯迈兹再度访华，写了一篇生前从未公开发表的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并将其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20]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詹姆斯•霍洛伦1985年5月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三次报告中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批判学派。[21]他的论文《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由来》也在《国际新闻界》上连载（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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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有时并不可靠，实际与人们感知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刚好相反：在传播学早期的引介中，批判学派没有缺席，对席勒等批判学者的思想的介绍不仅时间早，在篇幅上也超过了来华的施拉姆。就算席勒亲自来华，其“待遇”也不过如此。对其他批判理论的介绍，也与当时国外批判理论的演进基本保持同步（比如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出版同年就被摘译到中国，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也是在七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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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学术群体对于批判学派的关注并不平衡。早期从事传播研究的重镇中，中国人民大学是引介批判学派较为积极的一支力量，相比之下，南方的重镇复旦大学则更重视经验研究。但是鉴于当时全国传播学研究的人数、学术成果和学术平台并不像今天这样多，仅仅一本《国际新闻界》上的众多文章已经足够让批判学派具有可见性。这至少说明在面对不同学派时，国内的早期引介者对于全球传播研究的地图具有一种多极的而非单极化的想象，他们不仅没有厚此薄彼，反而出于政治敏感，有意地要与美国保持距离，追求不同国家间的平衡（例如《国际新闻界》还专门介绍了欧洲各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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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批判学派理论并非一开始就缺席，而是在我们的社会记忆里中途“失踪”。等我们在今天重新回望传播学引进初期的学术地图时，才蓦然发现其中的重要一块不知何时已经丢失。这随之引来了另外一组问题：在传播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平等竞争的情况下，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为什么选择了施拉姆而没有选择席勒？这里面除了偶然因素（施拉姆来访）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否还在影响着中国目前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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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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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对抗策略：“发育不良”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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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可以从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角度来思考。首先看传播者。施拉姆明确地提出了“传播科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且建立了以5W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这对于当时仅会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资源解释新闻现象的中国学者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的“范式革命”。此外，施拉姆所建构的以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为主线的学科史叙事，也为传播学科提供了看似有力的正当性出生证明。如果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的顶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投入经验性的传播研究，这难道不说明这个方向代表着传播学科发展的正确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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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以席勒为首的批判学派则缺乏明确的学科营销意识。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席勒在美国大学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课不能以“政治经济批判”的名称出现，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地被称作“媒介经济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今天恰好是为前者所批判的资本服务的）。批判学派出于知识分子的骄傲，并不认为建构学科乌托邦有什么意义。他们更愿意从事否定的批判而不是做学科推销员。此外，席勒所使用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研究者来说也没有什么“新意”，表面看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老一套，很难被当成一门“新”学科加以关注。由于资本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理论很难让中国学者们产生共鸣，他们容易把它简单看成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不是一套可以应用于身边的现象的方法。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学者还不能够真正理解批判学派的观点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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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思考方向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考察中国新闻学者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诠释和想象传播学科的地图。熟悉席勒的赵月枝提出了一个解释，她认为中国对实证研究比较感兴趣，有特殊的背景。过去的研究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学者吃了“拍脑袋”做学问的亏，所以更愿意拥抱去政治化的实证经验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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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讨论学术场的时候，发现新进入场域者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个策略是标新立异，否定现有资本的价值，提升自己拥有的资本的价值，改变游戏规则。另一个策略是模仿学术场域中原来的行动者，在既有的规则下获取更多的资本。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场中拥有大量现有资本的行动者，对新入场者持双重态度，既有排斥，又有争取。问题的关键在于场域中行动者的头脑中关于奋斗目标的“幻象”：学术目标和政治目标，哪个更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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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播研究与欧美不同，主要在新闻学术场中进行。作为新进入者，传播研究者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学术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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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管理学派的实证研究属于第一个策略。传统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强调政治属性，只能为现有政策做注脚，学者自主的空间有限。他们只好采取思辨的方法，从既有的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依据并结合现实进行演绎。而输入的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则以归纳提出假设和经验检验为双翼，以建构中层理论为目标，以实然的实证逻辑取代了传统党报理论应然的规范逻辑。因此在2000年以前，宣传机构的主事者对于传播学的态度是警惕甚至敌视，早期的受众调查曾经被作为民意测验加以批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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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在赴美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大众传播的学术会议期间注意到国外媒体对受众调查和传播效果的重视，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的受众调查。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开展了首次受众调查。[25]虽然这是中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开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是以党报群众路线为指导方针的媒介市场调查。真正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第一个传播实证研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1977级的五个学生对“四人帮”审判结果这一重大新闻的扩散的研究[26]，虽然该研究的方法还值得推敲，但是却符合传播研究中的“新闻扩散”研究的经典范式[27]。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舆论研究所的成立（1986年10月）、《中国传播效果透视》[28]的出版都可以算作中国传播实证研究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