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6489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对抗策略：“发育不良”的实证研究
1704886490
1704886491
上述问题可以从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角度来思考。首先看传播者。施拉姆明确地提出了“传播科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且建立了以5W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这对于当时仅会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资源解释新闻现象的中国学者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的“范式革命”。此外，施拉姆所建构的以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为主线的学科史叙事，也为传播学科提供了看似有力的正当性出生证明。如果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的顶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投入经验性的传播研究，这难道不说明这个方向代表着传播学科发展的正确道路吗？
1704886492
1704886493
相比之下，以席勒为首的批判学派则缺乏明确的学科营销意识。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席勒在美国大学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课不能以“政治经济批判”的名称出现，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地被称作“媒介经济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今天恰好是为前者所批判的资本服务的）。批判学派出于知识分子的骄傲，并不认为建构学科乌托邦有什么意义。他们更愿意从事否定的批判而不是做学科推销员。此外，席勒所使用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研究者来说也没有什么“新意”，表面看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老一套，很难被当成一门“新”学科加以关注。由于资本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理论很难让中国学者们产生共鸣，他们容易把它简单看成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不是一套可以应用于身边的现象的方法。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学者还不能够真正理解批判学派的观点的真正意义。
1704886494
1704886495
另一个思考方向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考察中国新闻学者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诠释和想象传播学科的地图。熟悉席勒的赵月枝提出了一个解释，她认为中国对实证研究比较感兴趣，有特殊的背景。过去的研究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学者吃了“拍脑袋”做学问的亏，所以更愿意拥抱去政治化的实证经验研究。[22]
1704886496
1704886497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讨论学术场的时候，发现新进入场域者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个策略是标新立异，否定现有资本的价值，提升自己拥有的资本的价值，改变游戏规则。另一个策略是模仿学术场域中原来的行动者，在既有的规则下获取更多的资本。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场中拥有大量现有资本的行动者，对新入场者持双重态度，既有排斥，又有争取。问题的关键在于场域中行动者的头脑中关于奋斗目标的“幻象”：学术目标和政治目标，哪个更重要？[23]
1704886498
1704886499
中国的传播研究与欧美不同，主要在新闻学术场中进行。作为新进入者，传播研究者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学术场的影响。
1704886500
1704886501
提倡管理学派的实证研究属于第一个策略。传统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强调政治属性，只能为现有政策做注脚，学者自主的空间有限。他们只好采取思辨的方法，从既有的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依据并结合现实进行演绎。而输入的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则以归纳提出假设和经验检验为双翼，以建构中层理论为目标，以实然的实证逻辑取代了传统党报理论应然的规范逻辑。因此在2000年以前，宣传机构的主事者对于传播学的态度是警惕甚至敌视，早期的受众调查曾经被作为民意测验加以批评。[24]
1704886502
1704886503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在赴美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大众传播的学术会议期间注意到国外媒体对受众调查和传播效果的重视，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的受众调查。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开展了首次受众调查。[25]虽然这是中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开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是以党报群众路线为指导方针的媒介市场调查。真正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第一个传播实证研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1977级的五个学生对“四人帮”审判结果这一重大新闻的扩散的研究[26]，虽然该研究的方法还值得推敲，但是却符合传播研究中的“新闻扩散”研究的经典范式[27]。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舆论研究所的成立（1986年10月）、《中国传播效果透视》[28]的出版都可以算作中国传播实证研究的里程碑。
1704886504
1704886505
但是这些星星之火，很快就被传播学发展初期大量出版的论文、教材湮没。屈指可数的所谓实证研究的水平大多只停留在不规范的统计描述分析层面，没有假设检验过程，缺少理论建构，许多研究今天看来只是初级的市场分析而没有理论贡献。在大量所谓经验学派传统的论文和教材中，传播理论，确切地说主要是概念体系，远比方法更受重视。多数研究以翻译过来的几本普及性教材为来源，根据自己的理解，泛泛而论，很难说实证的传统真正在内地扎根。
1704886506
1704886507
因此，因为实证的方法受到重视而选择了施拉姆这种解释有道理，但不准确。早期的研究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认识不够，缺乏方法训练，传播实证研究的发展并不顺利，大多只是用传统思辨方法诠释美国经验研究的一些结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
1704886508
1704886509
1704886510
1704886511
1704886513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模仿策略：传播学是新闻学的最新阶段？
1704886514
1704886515
新入场者的另一个策略是模仿。早期的传播学引进者，多是从事外国新闻事业或外国新闻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最早介绍传播学的文章也出现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后来的《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前身是油印的《国际新闻界简报》）上。这些研究者一开始是把传播学作为国外新闻学的最新发展来看待的，比如郑北渭在1978年第一篇介绍“公众传播”的译文的“译者按”中写道：
1704886516
1704886517
“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术语，曾译为“公共传播工具”，是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及其职能的统称……美国许多大学从五十年代前后开始把原来只包括报刊、广播的新闻学系，扩大为包括多种宣传工具的公众传播系或学院。[29]
1704886518
1704886519
1704886520
1704886521
巧合的是，张隆栋1982年写的一篇介绍传播学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的引言里也有这么一段引人注目的论断：
1704886522
1704886523
美国大众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广义的新闻学。（原作者注：美国大众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1982年5月3日上午北京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谈话。）这就是说，大众传播学既包括新闻学，又有它自己的新发展、新理论和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新闻学随着新的新闻工具（广播、电视）的出现，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
1704886524
1704886525
1704886526
1704886527
张隆栋专门在注解中提到这个观点来自施拉姆在社科院新闻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30]施拉姆在1982年5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做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的报告中，把来自其他领域的四个奠基人的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他接着说：
1704886528
1704886529
新闻学院研究“传学”属于第二阶段。“传学”的研究成果，对新闻学很有用处。受众怎么被说服？报纸怎么影响读者？新闻学院的负责人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就曾说这些问题与我们有关。……最近新闻研究中心和新闻院所都在研究“信息”的影响，这样就使新闻学的研究基础和范围扩大了。[31]
1704886530
1704886531
1704886532
1704886533
可能是为了向中国的新闻学者“推销”传播学，施拉姆有意强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密切关系，这在他为传播学的地位辩护的其他文章中是不多见的。[32]他的这种权宜的修辞策略，无意中却为中国学者的误读提供了依据。
1704886534
1704886535
对于这些早期的研究者来说，提出“传播学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部分原因是为了政治安全而采取的策略（传播学不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地研究后也能为新闻研究所用）[33]，但是客观上，新兴传播学为改变我国传统的过“左”的政治化的新闻学研究（把传播媒介看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提供了转向契机。因此，传播学的理论按照新闻理论的框架被重新剪裁，大众传播受到重视，其他的传播研究领域受到冷落。
1704886536
1704886537
从中国传播学引进初期对于西方传播研究著作的翻译上便可看到这一现象。开启这一学科想象的是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34]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英文名为“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将它译成了“传学概论”，美国的“传播研究”成为汉语的“传学”。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正式合法地进入中国内地的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一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沃纳•赛弗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原书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仍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
上一页 ]
[ :1.7048864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