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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学科化的过程中，由于对新闻理论的模仿，重理论体系，轻研究方法论，造成了引进过程中研究者对传播学的双重误读。第一重误读是错误地理解了批判学派，把它仅仅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没有对其批判精神的内核做深刻理解，把它当成一盏照亮资本主义弊病的无影灯，而不是返照中国当下问题的镜子。在既有新闻理论的体系中，批判学派被传统的政治话语“同化”，并在新闻理论的诠释框架内因缺乏新意而“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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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误读是把管理学派的实证研究仅仅当成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的“理论”，用内省思辨的方法讨论传播现象，借用了一些概念和框架，追求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忽视了理论建构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至于实证研究在传播学引进的早期也有些发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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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不成熟”的社会语境还是“两难”的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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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对批判学派的早期引进和接受的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简单的“创新的扩散”的过程。中国的传播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先进学说”的接受者，还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知识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语际实践。[44]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社会环境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在探索中国传播学科史和思想史时，必须考虑接受者的诠释与想象，以及具体社会语境对这一诠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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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席勒没有亲自来访，但是他的幽灵已经在中国内地徘佪，主要作品及思想已经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登场并得到充分展示。由于诠释框架的局限，即使席勒来到中国，在传播学的发展道路上，中国的学者很可能仍然会选择被他们误读了的施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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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传播学引进初期的“失踪”，既不是因为其从未在传播研究者的视野里出现过，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学者没有读过这一学派的思想；相反，传播批判学派的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就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并且这些学者用了相当大的力气去介绍，只不过国内的学者用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它们，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它们“视而不见”。于是，在传播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奇特的传播批判学派“失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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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认为，批判学派在中国并没有消失，而是处于一种潜在状态。当需要批判西方（主要是美国）的传播制度或价值观时，批判理论的资源便会被激活并被娴熟运用（如若干年前的“妖魔化中国”的观点），但是当面对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时，批判学派的理论锋芒便会被藏入剑鞘。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待批判理论的双重标准。[45]中国传播学者对于批判理论的这种实用理性态度，的确妨碍了批判理论在中国的扎根。不论是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英国的文化研究，都植根于当地的现实经验。席勒对军事—工业国家的批判和霍尔等人对英国性、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都无法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如果仅仅引进理论资源而不是对其产生的语境有深刻理解、真正了解中国传播产业的脉络，恐怕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纵论世界大势但却对身边之事袖手旁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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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如何摆脱传统新闻理论研究的那种重实用理性、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定势，从思想史的角度全面理解西方批判理论，将是未来传播学发展中值得反思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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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批判学派“失踪”的问题绝不是苛求或批评传播学早期的引进者和研究者，而是想寻根溯源，去反思和清理我们今天的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思想遗产。中国的传播研究不能摆脱自己的历史，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当然，个人脱离不了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批判学派的“失踪”不仅和早期的诠释者有关，而且与外来理论和中国社会的社会语境的脱节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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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尚未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批判学派所谈及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十分遥远。此外，思想长期受禁锢的中国学人也很难从批判学派的理论锋芒中，找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这个时期偏爱传播批判理论的学者，多数是左翼的民族主义者，有反美反帝的立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参加过抗日战争与左翼新闻社，有过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后放弃了美国绿卡，但在投奔新中国的过程中，受到阻挠。[46]强烈的爱国热情使其对美国新闻媒体的“虚伪性”有亲身体验，因此对于席勒等从美国内部批判美国制度缺陷的学者有极深的认同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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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传媒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市场化转型，资本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中国的学者开始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心有戚戚，在海外左派理论资源的影响下，传播批判学派经过一段沉寂之后复活了。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批判理论引进者不同，新一代批判学者不再基于左翼民族主义而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目前的意识形态谱系中通常被称为“新左派”。如果说80年代引进传播批判理论的语境是全球不发达地区争取自身发展空间的话，21世纪之后兴起的批判研究则是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后果的反思。新一代批判学者也不再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步，相反对国家与资本的勾结常常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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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今天的传播批判学派谈论的还是80年代的内容，但是说话人的立场与批判的对象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他们不是80年代所引进的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而是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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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工程尚未完成，又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批判学派在当前中国的尴尬处境也明显可见。一些学者提出，要防止把批判理论直接用于对我国传播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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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大众传播存在许多问题，其运作的特点是“权力＋不规范的市场运作”，问题比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的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而且也需要对现实的大众传播给予批判，但是不宜像批判学派批判他们本国的大众媒介那样，因为我国的大众媒介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如果给予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了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是：借鉴批判学派，给予我国传媒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以必要的分析，让媒介的工作人员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如何在市场导向与社会导向之间把握好平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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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定要把市场启蒙与市场批判当成一个线性的过程加以理解，是否一定要把启蒙和批判当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值得中国的研究者深思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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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环境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僵硬的现代性正逐渐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所替代，权力本身变得没有中心，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在个体化社会中，权力正在把责任转嫁到私人身上，经典批判理论的宏大叙事本身也面临着危机。鲍曼这样表述阿多诺式的批判理论所面临的困境：注定要在纯净而又无能为力的思想和有效而又肮脏的争取统治的两难中前行，没有第三种选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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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的批判理论是防止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以及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强制，那么现在的批判理论则转而希望将逃避入私人领域的个人挽留在公共领域之中，保护这一正在消失的公共空间，将私人问题变成公共问题，在生活政治中实现解放。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两个主题纠缠在一起，既要唤起和增加私人的权利，又要争取更大的公共空间，二者既相互促进，又会相互冲突。在这个立场转换中，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的批判理论，这是第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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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判学派的理论资源基本来自西方，充满悖论的是，甚至一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像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德里达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是由“西方”输送到中国来的。作为一个有望进入中心但尚处于边缘的国家来说，批判学派的这些理论是否需要批判？如何批判？是否需要另起炉灶以及能否另起炉灶？“本土化”问题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还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批判学派需要反思的第四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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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初稿《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观念》一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后，引来学界同仁讨论，比如：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青年记者》2013年第1期。同仁们对初稿提供了许多补充和不同意见，有助于作者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在此对这些学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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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国内学者中张隆栋和席勒有过当面交流。见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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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翼青在回应本章发表的初稿时将批判学派的消失解读为“夭折”，而不是“失踪”（见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按照本章的逻辑，笔者仍然认为“失踪”比“夭折”更恰当地描述了批判学派在中国引进传播学的初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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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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