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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大众传播存在许多问题，其运作的特点是“权力＋不规范的市场运作”，问题比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的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而且也需要对现实的大众传播给予批判，但是不宜像批判学派批判他们本国的大众媒介那样，因为我国的大众媒介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如果给予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了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是：借鉴批判学派，给予我国传媒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以必要的分析，让媒介的工作人员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如何在市场导向与社会导向之间把握好平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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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定要把市场启蒙与市场批判当成一个线性的过程加以理解，是否一定要把启蒙和批判当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值得中国的研究者深思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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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环境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僵硬的现代性正逐渐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所替代，权力本身变得没有中心，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在个体化社会中，权力正在把责任转嫁到私人身上，经典批判理论的宏大叙事本身也面临着危机。鲍曼这样表述阿多诺式的批判理论所面临的困境：注定要在纯净而又无能为力的思想和有效而又肮脏的争取统治的两难中前行，没有第三种选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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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的批判理论是防止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以及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强制，那么现在的批判理论则转而希望将逃避入私人领域的个人挽留在公共领域之中，保护这一正在消失的公共空间，将私人问题变成公共问题，在生活政治中实现解放。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两个主题纠缠在一起，既要唤起和增加私人的权利，又要争取更大的公共空间，二者既相互促进，又会相互冲突。在这个立场转换中，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的批判理论，这是第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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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判学派的理论资源基本来自西方，充满悖论的是，甚至一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像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德里达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是由“西方”输送到中国来的。作为一个有望进入中心但尚处于边缘的国家来说，批判学派的这些理论是否需要批判？如何批判？是否需要另起炉灶以及能否另起炉灶？“本土化”问题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还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批判学派需要反思的第四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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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初稿《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观念》一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后，引来学界同仁讨论，比如：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青年记者》2013年第1期。同仁们对初稿提供了许多补充和不同意见，有助于作者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在此对这些学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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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国内学者中张隆栋和席勒有过当面交流。见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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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翼青在回应本章发表的初稿时将批判学派的消失解读为“夭折”，而不是“失踪”（见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按照本章的逻辑，笔者仍然认为“失踪”比“夭折”更恰当地描述了批判学派在中国引进传播学的初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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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n Wen Baldwin Sun, “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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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详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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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美〕华伦•K.艾吉：《美国报纸的职能》，郑北渭译，《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美〕乔治•马立昂：《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刘同舜译，《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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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淦林：《丁淦林回忆录》，自印材料，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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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中国传播学三十年”课题组对徐耀魁的采访，他从郑北渭那次演讲中首次知道了传播学及传播的5W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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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祝建华在与笔者的谈话中提到，和郑北渭注重传播理论的译介不同，陈韵昭从美国访学归来后，较早地意识到美国的传播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在她的影响下一些学生开始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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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余也鲁等：《中国传播学研究破冰之旅的回顾——余也鲁教授访问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徐耀魁：《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纪念施拉姆来新闻研究所座谈30周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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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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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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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刊记者：《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召开》，《国际新闻界》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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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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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彬：《传播学派纵横谈》，《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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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85年5月12日到21日，英国累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时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詹姆斯•霍洛伦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给新闻系做了三次报告，系统地介绍了批判学派，批判了美国的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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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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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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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煜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提到，虽然他在人大上研究生，但这本书是在他放假回上海时，在外文资料比较丰富的复旦大学的资料室里看到并复印下来的。他的导师林珊向华夏出版社推荐了此书。黄煜试译了几章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他还有一部分未译完即出国，剩余部分由裘志康完成。笔者在采访林珊时，她提到自己在翻译完李普曼的《舆论学》后，一直致力于研究批判学派，曾打算译介席勒的著作，后来因为被安排教业务课而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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