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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本章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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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美〕宣伟伯（施拉姆）：《传学的发展概况》，《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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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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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例如，Wilbur Schramm,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1959, p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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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根据对徐耀魁研究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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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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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最新增订本），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83年版，第ⅩⅩⅩ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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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传播学名词介绍”，〔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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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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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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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吴冷西：《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人民政协报》198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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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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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李彬：“导读”，〔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邵培仁也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见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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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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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本段中的引文均见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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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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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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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林珊：《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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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笔者在2008年访问过90高龄的林珊老师，她还托笔者为她整理赫伯特•席勒的著作目录，想继续研究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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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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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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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八章 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从关键词的变迁看中国媒介文化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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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千头万绪，考察关键词的变迁是一个方便的进路。正如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里所指出的那样，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和群体那里，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变化在平常时段发生得非常缓慢，但是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词语意义的变化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语言除了反映历史的过程外，在其内部也发生着重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们会同时创造新的关系和新的认知。[2]美国哲学家罗蒂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更强调词汇的实用性，认为人对原有词汇的不满会导致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他说：“在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中，凡革命性的成就往往是因为有人了解到我们所用的两个或更多个语汇正彼此干扰，于是发明一套新的语汇来取代两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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