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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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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林珊：《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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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笔者在2008年访问过90高龄的林珊老师，她还托笔者为她整理赫伯特•席勒的著作目录，想继续研究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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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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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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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八章 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从关键词的变迁看中国媒介文化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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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千头万绪，考察关键词的变迁是一个方便的进路。正如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里所指出的那样，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和群体那里，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变化在平常时段发生得非常缓慢，但是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词语意义的变化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语言除了反映历史的过程外，在其内部也发生着重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们会同时创造新的关系和新的认知。[2]美国哲学家罗蒂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更强调词汇的实用性，认为人对原有词汇的不满会导致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他说：“在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中，凡革命性的成就往往是因为有人了解到我们所用的两个或更多个语汇正彼此干扰，于是发明一套新的语汇来取代两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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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下观察关键词的变迁，除了考察词语与社会的关系外，还需要关注词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近现代汉语的不少话语资源来源于西方，这导致关键词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语际的实践。[4]新词汇与旧词汇的断裂，使得接受方有机会选择新的方式来认知世界。但是接受方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还会根据需求主动地进行意义协商。于是在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中，便出现了外来话语的意义与本地实践的意义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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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在中国的被接受与发展就具有上述典型特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所引发的错位的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到90年代末面临全球化竞争本土大众媒体管理者和媒介经济专家对“文化产（工）业”的重新定义，再到今天国家主导下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导致的话语爆炸，“文化工业”这一关键词的变迁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媒介文化研究史的快照。本章将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媒介文化研究作一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探究中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语境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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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把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被接受看作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过程的话，要描述这一过程需要考察理论旅行过程中主客方的社会语境，以及理论旅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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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第二，当观念从以前某一点移向它将在其中重新凸显的另一时空时，需要有一段横向距离，一条穿过形形色色的语境压力的途径。第三，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姑且可以把它们称为接受条件，或者作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们称为各种抵抗条件——然后，这一系列条件再去面对这种行色匆匆地移植过来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不相容。第四，现在全部（或者部分）得到容纳（或者融合）的概念，在一个新的时空里因为它的新用途、新位置而发生某种改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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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有助于定位“文化工业”概念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但是还缺乏微观的操作方式，尤其是缺乏对符号与权力关系的阐述。这里将采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方式，把“文化工业”概念的变迁放到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场域中加以考察。和上述观点不同，布尔迪厄的立场反对将文化与实践孤立起来强调其中一方，而主张通过文化的中介作用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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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尔迪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符号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即文化是如何掩盖了现实中的权力差异。[6]他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7]“文化工业”概念的变迁不纯粹是语言内部的变化，而是语言符号与权力交互作用的产物。通过改变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方式，这一概念的不同形式使得说话者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无论是说话者还是接受者都愿意相信语言符号所制造的幻象，这就使得言说对象在文化上具有了正当性。所以考察中国对“文化工业”概念的接受过程除了关注其语际实践外，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一符号实践与本地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描述是哪个群体通过这一符号获得了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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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将“文化工业”概念的变迁放到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场域中加以具体考察，阐明符号使用者的使用动机及其实践活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所谓场域（field），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它是围绕着特定资本类型和资本组合而产生的斗争的场所。布尔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8]简言之，用场域的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分析一个场域，要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再次，要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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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场域理论从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系统论也从联系的角度看问题，但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与系统论中的系统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场域不是平衡的，而是一个斗争的空间。占据一定位置的行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展开争夺。他们围绕着何为关键资本、何为场域行动规则等问题进行斗争，争夺的焦点是符号的正当性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布尔迪厄有夸大文化影响的嫌疑，但是对于分析本章所讨论的论题却十分合适。“文化工业”概念的意义变迁正是符号正当性之争的结果，它反映了媒体文化研究场域中对关键资本的争夺，同时也折射出政治和经济权力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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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资本”是一个重要却颇具争议的概念。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概念不同，布尔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所有的权力形式，不论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对于场域中的行动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能够成为争夺对象的客体都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他所说的资本可以归为四种普遍形式：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符号资本（正当性）。而且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资本一样，这些资本可以积累、投资、相互转化。行动者通过这些资本的运作策略，维护自身在场域中的地位。布尔迪厄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上述资本运作的过程研究上。[10]从“文化工业”概念的意义变迁过程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资本争夺过程，它可以成为一个我们观察中国学术场域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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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概念的源点：“文化工业”与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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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最早由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于1947年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在这本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欧洲启蒙运动和工具理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通过“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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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里，阿多诺使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称呼研究对象，但是在定稿中，他将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以与真正产生于民众的文化相区别。阿多诺多年后解释说，对“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和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中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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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沦为经济基础，文化创作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特征。文化工业的最大特征就是为了消费而生产，为了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将不同文化类别都以统一标准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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