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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1中不难看出，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的增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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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90—2010年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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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扩张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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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2中可以看出，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出现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21]。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围绕“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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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90—2010年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的比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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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虑到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杂糅而缺乏区分的大致印象[23]，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被接受的细节，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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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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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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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被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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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25]》的书评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名词首次出现；[26]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做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部分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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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28]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29]、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30]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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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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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成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对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接受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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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31]、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32]、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33]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34]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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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是较早一篇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陶东风首先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进行界定，即“现代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传递、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广告、流行音乐、流行舞蹈、电视、商业电影、消闲报刊书籍等”，进而指出“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现代工业的依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从属于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接下来他大量引用《启蒙辩证法》中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出现的“电视、摇滚乐、霹雳舞、卡拉OK”等“文化快餐”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在《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中，金元浦先是明确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来源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文，指出它并非“文化产业的具体生产方式，而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的大众娱乐文化体系”，然后以诸多文化现象为例说明文化工业在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并指出“他们的理论（文化工业理论）面对我国今天当代文化的商品化激流，应该说有较实际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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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的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35]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36]中，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他通过分析媒介更替的历史指出，流行于当代社会的“电子文化”是对文本和意义的颠覆，MTV的观众和创作者都“完全处于被动和服从境地”。虽然文章中并未直接提及文化工业理论，但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所表达的内容都是“阿多诺式”的，他指出MTV“把历史、现实通统捣碎转化为五颜六色的碎片和片段，装入一个瞬间的平面。结果观众就只能被动地看，却无法主动地去想象，更无暇去积极地思考，审美能力被严重地钝化了，想象力也遭到了摧残，观众完全成为一个耳提面命的对象”。此外，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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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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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错位的批判与通过符号资本展开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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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38]就连最早参与大众文化生产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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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是带有粗糙和原始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