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6850
1704886851
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5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5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57]。
1704886852
1704886853
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精简国家机构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重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5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5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地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号召。[60]1999年下半年，北京市起草了“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
1704886854
1704886855
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了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得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了《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发展》一文，放弃了“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61]
1704886856
1704886857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传媒集团。市场化的传媒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改进媒介经营管理和完善媒介内容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传媒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传媒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则被忽略。
1704886858
1704886859
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 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将其与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复兴等话语勾连（articulate）在一起，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削弱。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使符号脱离原有意义，重新与新的意义结合，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文化产业”概念与之前的“文化工业”概念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现实持肯定态度，后者则对现实持否定态度。
1704886860
1704886861
1704886862
1704886863
1704886865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重新定义“文化产业”
1704886866
1704886867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意义。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五计划”建议》[62]，文件中指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概念首次经中央正式文件提出并取得合法性；在之后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11月）[63]和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64]中，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704886868
1704886869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文化工业理论的阐释和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除了个别学者还在利用该理论对中国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批判外，这个概念基本已经无人问津。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研究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见图8-2），文化工业理论似乎丧失了其原有的符号正当性。
1704886870
1704886871
与此相对照的是“文化产业”概念的不断升级与衍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和高度关注。关于文化产业研究的国外著作被翻译引进，[65]介绍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著作也不断涌现；[66]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进行理论探讨的相关教材、专著、期刊的数量大幅增加，对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案例研究也层出不穷。
1704886872
1704886873
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索性摆脱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的纠缠，另起炉灶，将其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变成一种中性的、普遍的知识。例如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有如下一些观点：精神产品和服务说，即文化产业是“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67]意义内容说，即文化产业是“生产文化意义内容的商品和服务产业”；[68]工业标准说，即文化产业是根据工业标准进行生产、再生产和组成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个过程；[69]文化娱乐集合说，即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70]。尽管几个定义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都肯定了将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进行运作的正当性。
1704886874
1704886875
与此同时，围绕着“文化产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概念，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它们将商业化和产业化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一步模糊了这一概念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一些学者对“创意产业”的关注为这些新概念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据。[71]中国学术界在“西方知识进化链条”上又加入一个新阶段，建立起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线性模式，将概念的转换变得更像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从而掩盖了其背后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
1704886876
1704886877
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其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将文化工业理论和文化产业看作两种不同范式作出的解读，二者不分孰优孰劣；[72]还有一种是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文化工业理论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适用。[73]
1704886878
1704886879
至此，新的知识体系不仅为“文化产业”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还在其中为对立面也安排了合理的位置，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宇宙”的建构。[74]在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时期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进一步丧失，甚至有被政治场域收编的趋势。具有讽刺性的是，当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的时候，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十分热闹，但是当中国真正具备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对象时，批判者却已经成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的学术顾问或者推动者。当然，这并不是苛求每一个媒介文化研究者只能采取阿多诺式的否定态度，然而如果整个学术界中大多数人都采取相同的合作态度，这个现象就显得不太正常。
1704886880
1704886881
旧概念被置换成相似但相矛盾的新概念而未遇到任何明显的抵抗，并顺利地被整个场域接受，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场域尚缺乏必要的自治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已经全面渗入学术场域，可以轻易地改变其中的资本数量与资本结构，颠覆其规则与传统。在场域中占据关键位置的行动者在占据了一定的权威位置后，便改变了行为策略，不再采取进入时所使用的挑战、批判现实的立场，而是积极维护既有权威与利益。随着西方的新概念、学术理论资源等被中国学术界消费殆尽，新进入者已经无法像当年的进入者那样通过新的符号资本挑战既有权威，颠覆场域规则，只能采取继承的策略，遵守既有规范。这便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政治权力对学术场域的控制权。
1704886882
1704886883
通过考察“文化工业”这一外来概念在中国被接受与再发明的过程，可以看到当下学术场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需要将自己的政策正当化，媒介文化的研究者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或兑换更多的经济资本。当这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时，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便逐步丧失了90年代初引进文化工业概念时的相对自主性，只能顺应现实，无力再发起新的挑战。
1704886884
1704886885
[1]本章根据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当时）黄雅兰合作的论文修改而成，黄雅兰为本章做了大量资料搜集与分析工作。
1704886886
1704886887
[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1704886888
1704886889
[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
1704886890
1704886891
[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704886892
1704886893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译文略有改动。
1704886894
1704886895
[6]〔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1704886896
1704886897
[7]〔法〕波丢：《人：学术者》，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04886898
1704886899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
上一页 ]
[ :1.704886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