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7138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学术独立与多元的听众
1704887139
1704887140
本章从传播研究的听众角度，回顾了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落地过程。它说明传播学在中国的被接受与扩散遵循特有的本地逻辑，加以重新诠释与改造的外来的学说只有与中国现实的需求产生共鸣时，才可能被接受。如果以西方的学说为标准看中国的传播研究，就会产生一些脱离现实的错误评价。
1704887141
1704887142
当然，这一创造性互动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传播研究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虽然我们可以辩解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环境有待改善，社会科学研究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较大，但是从本章可以看出，中国的研究者并不是被动接受、无所作为，而是在积极地制造（或迎合）听众，改造着“传播学”。存在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地方，责任就不应该缺席。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是通过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实现学术独立于意识形态，但在寻找听众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学科正当性，却忘记了初衷，逐渐依附于经济与政治权力。最后传播研究的推广者终于让政治权力接受了传播学，但却与追求传播研究独立的初衷渐行渐远，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1704887143
1704887144
一是学术研究的听众单一。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躲进象牙塔，但它至少应该具有公共性。学术研究的听众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仅仅依附于某些群体，但反思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的三十多年，主流成果的服务对象是政府、企业，很少把包括其他学科在内的学术共同体、普通传播从业人员，甚至公众作为重要听众。
1704887145
1704887146
二是出于对学科正当性的焦虑，中国的传播研究沉溺于证明研究的实际功用，很少提出过有影响力的独立议题。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力比较贫乏。主流的研究缺乏积累与规划，随波逐流，没有影响现实，只是被现实所影响。许多成果只是在为现实做注脚或者论证现实的正当性，很难脱离政治、商业体制和西方学术范式，提出独特的见解。
1704887147
1704887148
三是反思精神还不够。西方传播研究源于战争宣传和市场营销的需求，但是由于受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它并没有放弃理论建构，与工具理性保持了一定距离，这才有了施拉姆所建立的“传播学科”。在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锋的批判学派又对管理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正是在这种工具取向与学术取向的张力下，才有了传播学科和传播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但是反观中国，三十多年来除了不断追逐现实的需求外，缺乏学术独立的制衡，在理论建构方面几乎乏善可陈，这恐怕与缺乏这种反思精神有相当大的关系。
1704887149
1704887150
除了上面回顾的历程外，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部分关心中国的研究者又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新受众。尽管他们人数有限，但是因为中国学术评价标准的变化，国际学术期刊的发表量成为重要指标。国际化和规范化是进步，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从西方语境出发迎合国际听众的研究。这些研究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立场，将西方作为本质、中国作为现象，出现了为学术中心提供剪裁过的素材，或将去语境化的西方理论强加在中国经验上的现象。这一趋势将会对中国传播研究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中国传播研究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若问题和诉求脱离中国现实，仍将难以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与独立。
1704887151
1704887152
[1]〔美〕刘易斯•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704887153
1704887154
[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04887155
1704887156
[3]〔美〕华伦•K.艾吉：《美国报纸的职能》，郑北渭译，《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
1704887157
1704887158
[4]郑北渭：“译者按”，〔美〕华伦•K.艾吉：《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s）》，《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
1704887159
1704887160
[5]郑北渭：《关于传学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
1704887161
1704887162
[6]余也鲁：《传播学及“中国传”在中国破冰之旅》，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615页。
1704887163
1704887164
[7]〔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美〕宣伟伯：《传学的发展概况》，《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4期。
1704887165
1704887166
[8]张隆栋：《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上），《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1704887167
1704887168
[9]〔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04887169
1704887170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704887171
1704887172
[11]胡翼青：《播种与孕育：重述中国传播学的第一个10年》，《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04887173
1704887174
[12]郑北渭：《关于传学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
1704887175
1704887176
[13]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1704887177
1704887178
[14]《艰难的起飞——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袁军等：《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704887179
1704887180
[15]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据戴元光说，这位教授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他的听众是东北某省的党报总编们。
1704887181
1704887182
[16]吴冷西：《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人民政协报》1989年7月18日。
1704887183
1704887184
[17]明安香：《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1704887185
1704887186
[18]陈韵昭、祝建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兴起》，《经济参考》1985年4月22日。
[
上一页 ]
[ :1.70488713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