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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北渭：《关于传学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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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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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艰难的起飞——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袁军等：《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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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据戴元光说，这位教授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他的听众是东北某省的党报总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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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冷西：《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人民政协报》198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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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明安香：《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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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韵昭、祝建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兴起》，《经济参考》198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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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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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沈纯：《辛勤耕耘结佳果：明安香先生访问记》，《公关世界》199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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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tuart Ewen, PR！：A Social History of P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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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余明阳编：《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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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居延安：《公共关系与改革》，《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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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余明阳编：《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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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喻国明：《“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为什么要极其重视零售市场》，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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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韩运荣：《有关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段鹏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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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年第12期，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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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dward L．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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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dward L.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Edward L. Bernays,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ANNALS, AAPSS, 250, 1947, pp.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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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4）, 1997, pp.29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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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十章 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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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然到实然：两种“传播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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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三十年前引入传播研究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讨论。近年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力崛起时又从幕后重新走上前台。即使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讨论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回避不了此问题带来的种种选择难题。如果说在之前的激烈讨论中，主要是关于研究应该何去何从的规范性话语（这一问题将在第十一章集中讨论），本章则打算转换视角，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作为话语的“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对今天的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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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土化”作为学术问题，最早由得风气之先的香港和台湾学者提出。在不断的讨论中，学者们的观点经历了一个从“予”到“取”的转变。余也鲁从民族感情出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五千年的智慧中蕴藏着宝贵的遗产，应该为世界的传播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应在“西方的传播学”之外，建立起“中国的传播学”。[1]这种视角是从“予”的角度理解“本土化”问题。不久，研究者们注意到“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转向“取”的角度。基于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的判断，学者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反对简单移用“西方”传播理论，提出应该摆脱后者的教条，从中国具体的经验和问题出发进行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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