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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74 [12]郑北渭:《关于传学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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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76 [13]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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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78 [14]《艰难的起飞——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袁军等:《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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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80 [15]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据戴元光说,这位教授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他的听众是东北某省的党报总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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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82 [16]吴冷西:《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人民政协报》198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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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84 [17]明安香:《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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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86 [18]陈韵昭、祝建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兴起》,《经济参考》198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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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88 [19]《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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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90 [20]沈纯:《辛勤耕耘结佳果:明安香先生访问记》,《公关世界》199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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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92 [21]Stuart Ewen, PR!:A Social History of P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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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94 [22]余明阳编:《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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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96 [23]居延安:《公共关系与改革》,《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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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198 [24]见余明阳编:《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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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00 [25]喻国明:《“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为什么要极其重视零售市场》,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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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02 [26]韩运荣:《有关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段鹏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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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04 [27]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年第12期,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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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06 [28]Edward L.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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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08 [29]Edward L.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Edward L. Bernays,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ANNALS, AAPSS, 250, 1947, pp.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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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10 [30]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4), 1997, pp.29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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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15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71]
1704887216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十章 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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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18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72]
1704887219 从应然到实然:两种“传播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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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21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三十年前引入传播研究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讨论。近年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力崛起时又从幕后重新走上前台。即使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讨论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回避不了此问题带来的种种选择难题。如果说在之前的激烈讨论中,主要是关于研究应该何去何从的规范性话语(这一问题将在第十一章集中讨论),本章则打算转换视角,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作为话语的“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对今天的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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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87223 “传播学本土化”作为学术问题,最早由得风气之先的香港和台湾学者提出。在不断的讨论中,学者们的观点经历了一个从“予”到“取”的转变。余也鲁从民族感情出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五千年的智慧中蕴藏着宝贵的遗产,应该为世界的传播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应在“西方的传播学”之外,建立起“中国的传播学”。[1]这种视角是从“予”的角度理解“本土化”问题。不久,研究者们注意到“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转向“取”的角度。基于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的判断,学者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反对简单移用“西方”传播理论,提出应该摆脱后者的教条,从中国具体的经验和问题出发进行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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