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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话题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传播学者们在争论中，忽视了像中国受众研究那样自然出现的本土化特征。这种以描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为特征的本土化提醒我们，中国传播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除了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本土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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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传播学伊始，大部分中国学者便不假思索地把传播学本土化的目标界定为研究中国传播问题，服务于中国传播实践。但是很少有人对这个目标中理论本身的缺席表示异议，这说明我们对于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关系还缺乏反思。由于中国的传播学在新闻学框架里被引进和解读，实用的特征远胜于学院特征，这与西方的传播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受到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富强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影响，也和延安整风以来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方针有极密切的关系。好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这本没有错，但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却容易被庸俗化。正如传播研究的先驱勒温所说，“没有比理论更实用的东西了”，这里的“实用”显然不仅指解决眼前问题、带来现实利益，同时包括在学术与社会方面的用途。然而从中国的受众研究中可以看出，那些能够在实践中立刻派上用场、实现短期目标的传播学工具能够被中国学者迅速接受，而那些更具学理性的或人本主义的理论则受到轻视。迎合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的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主导，而独立的、遵守学术规范的、以理论为追求的研究却乏人问津。这使得中国的传播研究整体上表现出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本应该和现实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由于和现实过于亲密的“本土化”对策性研究与理论研究缺乏明确分工，市场咨询研究与学术研究缺乏明确分工，导致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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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改变中国的传播研究亦步亦趋地服务于现实的现状，期待出现既本土化又具有学术规范的理论，首先需要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要提倡学术独立与自主，警惕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这样，才可能对过于“本土化”的中国传播研究做些学术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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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也鲁：《译者代序》，〔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最新增订本），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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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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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播学30年课题组对孙旭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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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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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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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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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来自对陈崇山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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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来自对喻国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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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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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比如〔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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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旭培在访谈中提到，他关注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还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90年代初期无法正面讨论新闻改革等敏感话题，所以转向更中性的传播学本土化（当时主要是研究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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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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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潇湘（王怡红）：《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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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立：《中国的传播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张咏、莫江华整理，《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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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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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邓正来：《学术与自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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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十一章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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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焦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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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起初我们既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不认为它是个难解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海外华人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当海外学界已经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本土化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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