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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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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播学30年课题组对孙旭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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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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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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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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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来自对陈崇山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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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来自对喻国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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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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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比如〔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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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旭培在访谈中提到，他关注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还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90年代初期无法正面讨论新闻改革等敏感话题，所以转向更中性的传播学本土化（当时主要是研究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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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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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潇湘（王怡红）：《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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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立：《中国的传播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张咏、莫江华整理，《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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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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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邓正来：《学术与自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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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十一章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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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焦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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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起初我们既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不认为它是个难解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海外华人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当海外学界已经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本土化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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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比较复杂，因为已有相关研究细述于前，这里只作简单勾勒。[1]1978年后，传播学是以“新闻学研究的新阶段”的标签被正式引进中国的，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它被整合进新闻学研究。和80年代突然涌入中国的众多西方学术思潮一样，传播学代表着西方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学习与补课是主要任务。当时的传播研究界处于“西学热带来的反传统”状态之中[2]，新鲜的概念和视角打破了新闻理论的教条，这种反叛带来的兴奋和新鲜感使本土化很难作为问题被正式提出。如果说当时有类似本土化的声音的话，主要是担心传播学动摇了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主导地位，究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权问题，与后来所讨论的本土化问题基本没有交集。针对这个时期的本土化问题，当时社科院倡导传播研究的学者们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就简单打发了。[3]然而究竟如何批判引进，如何吸收融合，如何自主创造，根本无暇细究。这是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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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播研究逐渐从研究停滞中复苏，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但是主要发起者不是内地学者，而是一些对西方传播研究有较深体会的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余也鲁在1983年随施拉姆访华时就提出了系统整理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问题，可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直到90年代，在余也鲁等海外华人传播学者的倡议下，一些内地学者转向中国的传统经典，试图以此对西方传播理论有所补充。[4]尽管他们对传统文献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整理工作，然而整理国故的目的是用现代的传播理论来诠释经典，还是从经典中归纳出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多数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的。不少研究从古代经典入，却从现代西方理论出，以现代传播理论的眼光将传统文献重新梳理了一遍。其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演绎。至于得出的结论有什么价值，是否适用于当今中国，是否适用于非中国文化，则语焉不详，充其量只是搭建了一些缺乏问题意识和根基的空中楼阁。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做法不仅未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反而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默认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围绕着这种研究取向是否合理，中国传播学者曾展开过一场本领域难得一见的学术讨论。[5]就在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深入反思的时候，继80年代中期之后传播学的第二轮补课潮滔滔而来，2000年前后译著大量出版，学习吸收尚且应接不暇，本土化问题又被搁置到一边。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本土化尝试，但基本上走的是港台地区在八九十年代走过的将西方理论在中国加以验证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老路。上述阶段可算是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二个阶段——问题的输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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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但这一次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其一是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初步告一段落。随着翻译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中国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已经有了整体印象。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待深入，但是国人完全没听说过的全新理论已经不多见。与此同时，西方传播研究进入瓶颈期，学者们哀叹“伟大的传播理论到哪里去了”。这意味着“文革”后的补课告一段落。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的兴起。面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学术界的“诺贝尔奖”焦虑与“大师”焦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急于得到世界承认的急躁心态。中国的传播研究者也为提出不了被西方学界认可的“中国传播理论”而患上了同样的焦虑症。虽然和三十年前相比，传播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学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并不相称。在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此时的本土化诉求已经超越了第二阶段海外学者提出的补充西方理论的保守框架，进而要彻底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一席之地。概言之，当海外学者认为对本土化问题已经厌倦了之后，中国内地传播学界又重新提出了本土化的问题。从提出时机来看，这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掺杂了政治动机，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传播学界在走出学习阶段之后失去方向的迷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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