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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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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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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月枝、邓理峰：《中国的“美国中心论”与中国新闻业和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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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翼青：《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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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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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efferson Pooley, “Daniel Czitrom, James W. Carey, and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4（5）, 2007, pp.46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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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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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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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金铨观察到，美国学术界所谓“国际传播研究”是美国的传播研究的对立面，即他们认为美国并不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美国中心主义将美国学者的发现视为普遍规律，其他国家与其不一致的均被视为特例。见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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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比如：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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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秦晖：《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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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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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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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Paddy Scannell,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End of the Masses，” ANNALS, AAPSS, 608, Nov. 2006. pp.1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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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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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aniel C.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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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中译版序），〔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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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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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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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汪琪：《“华化”传播研究：挑战、目标与取经》，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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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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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写书像十月怀胎，巧合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写的两本专著，都是和妻子的怀胎生产同步进行。第一本《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的出版是在蹬蹬出生后三个月。这一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的出版是在踢踢出生后四个月。其间虽然辛苦，但是人生中能两次拥有双重喜悦的经历却让人珍惜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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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整理和写作过程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从思考、酝酿到出版却跨越了近十年时间。2002年我正式开始传播理论教学，在讲授传播研究史的过程中，问题与困惑接踵而来，于是在2006年写了第一篇讨论中国传播研究历史的文章《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后来作为我翻译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译者前言发表。虽然现在看来这篇小文章很幼稚，但却保留了一份对个人的成长历程的记录。2006年秋赵月枝教授的讲座和2007年我在新闻学院资料室翻阅旧刊时的意外发现，催生了《“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一文。这篇论文在2007年夏季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上发表，引来了对此题目有共同兴趣的中国社科院的姜飞、南京大学的胡翼青的关注与讨论，于是在会下相约做一个中国传播学30年的DV口述史访谈的项目。此项目得到了当时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唐绪军副所长的支持，于是我便有了面对面访谈中国传播研究亲历者的机会，得以突破文献的局限，更直观地把握传播研究的脉络，新的研究问题和角度不断涌现。“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这两章中的主要观点便是在访谈中由模糊逐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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