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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Paddy Scannell,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End of the Masses，” ANNALS, AAPSS, 608, Nov. 2006. pp.1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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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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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aniel C.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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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中译版序），〔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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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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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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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汪琪：《“华化”传播研究：挑战、目标与取经》，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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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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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写书像十月怀胎，巧合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写的两本专著，都是和妻子的怀胎生产同步进行。第一本《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的出版是在蹬蹬出生后三个月。这一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的出版是在踢踢出生后四个月。其间虽然辛苦，但是人生中能两次拥有双重喜悦的经历却让人珍惜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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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整理和写作过程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从思考、酝酿到出版却跨越了近十年时间。2002年我正式开始传播理论教学，在讲授传播研究史的过程中，问题与困惑接踵而来，于是在2006年写了第一篇讨论中国传播研究历史的文章《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后来作为我翻译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译者前言发表。虽然现在看来这篇小文章很幼稚，但却保留了一份对个人的成长历程的记录。2006年秋赵月枝教授的讲座和2007年我在新闻学院资料室翻阅旧刊时的意外发现，催生了《“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一文。这篇论文在2007年夏季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上发表，引来了对此题目有共同兴趣的中国社科院的姜飞、南京大学的胡翼青的关注与讨论，于是在会下相约做一个中国传播学30年的DV口述史访谈的项目。此项目得到了当时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唐绪军副所长的支持，于是我便有了面对面访谈中国传播研究亲历者的机会，得以突破文献的局限，更直观地把握传播研究的脉络，新的研究问题和角度不断涌现。“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这两章中的主要观点便是在访谈中由模糊逐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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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0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一年访学，尤其是参加传播理论大师（我们私下把他称作传播研究史的“活化石”）埃利休•卡茨的“媒介研究经典文献”研讨班的学习，不仅让我对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阶段有了更具象的全新认识，而且体会到了细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借助在美国搜集到的丰富资料，我完成了本书中有关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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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南京大学参加“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工作坊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年会期间，在胡翼青的提议下，我代表有共同兴趣的青年同仁们申请成立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得到了外国新闻史学会郭镇之会长和新闻史学会程曼丽会长的大力支持。2013年底，这个学术共同体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新闻传播思想史研讨会，并正式成立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和这群志同道合的研究高手们密切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传播思想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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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周丽锦副主任的协助下，《传播研究史》获北京市社科基金的出版资助。在交稿压力下，从2013年底开始，向来懒散的我被迫进入密集写作状态。孙本文博士论文的研究、中国传播史前史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及帕克的研究、传播史叙事的论文都是在这一年中完成的。借此次整理机会，我突然发现之前的一系列研究中，其实潜伏着一条暗线：传播学术思想史中那些连续中的断裂之处和断裂中的连续之处。“灰色地带”这个之前偶然出现在文章中的概念逐渐显露出来。当然，这一总结和探索是否恰当，还有待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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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问世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晓东，她不仅承担了大多照顾两个宝宝的责任，还以专业编辑的标准审看了全书。原以为她会对这些琐碎的学术考证不感兴趣，不料她的评价却是“有不少八卦和轶事，还是颇具可读性的”。感谢我的父母和岳父母，他们把我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让我有点时间看书、写字。还要感谢蹬蹬和踢踢，他们时刻提醒我表达和做人一样，一定要保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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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胡翼青、王怡红、李彬、黄旦、陈卫星、王金礼、高海波、姜飞及思想史研究会的各位师友，你们不仅给我鼓励和批评，还直接让我注意到新的文献和线索，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之处的提点，有些文章根本不会完成。感谢郭庆光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在学术和做人方面的指点总是让人获益良多，现在还要向他学习如何成功地培养男孩。感谢陈力丹、杨保军等新闻学院的老师对我的科研工作的关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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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郭镇之、程曼丽、陈昌凤、唐绪军诸位老师给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大力支持，使我们有良好的条件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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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研究生、参加读书会的同学、选修“传播理论研究”课的硕士研究生和“传播学核心文献导读”课的博士研究生们，许多新想法是在和大家的交流中产生的。其中黄雅兰和李晓荣还参加了本书中两章初稿的研究和写作，她们此刻正在向着更高的学术高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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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感谢本项目匿名评委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同时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周丽锦，她不仅热心促成了本书的立项与出版，还对内容提出了许多专业的见解，使本书避免了很多让人汗颜的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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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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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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