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7719
1704887720
这一理论的依据是，各种灵长类动物中，新大脑皮层的大小（占总脑容量的百分比）和群体的规模有着惊人的相互联系。现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1992年首先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吼猴群体的平均规模是8个成员，它们的新大脑皮层占总脑容量的65％。长鼻猴一群14个，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67％；卷尾猴的相关数字是18和70％；恒河猴是40和72％；狒狒是51和73％；黑猩猩是54和76％。群体规模和新大脑皮层体积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这一事实表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确实是行使社会功能的器官。
1704887721
1704887722
曾经在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的体积和这些动物欺骗性行为的发生率之间作过对比研究，研究的结果为社会性大脑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比如，发现了美味食物的猴子会假装若无其事，以防猴群的其他成员前来分一杯羹。就要受到妈妈责罚的小狒狒会跳起来向远方张望，骗得其他狒狒担心可能有另一群狒狒正前来和它们争抢资源；妈妈的注意力转移了，小狒狒就逃脱了责罚。研究表明，欺骗性行为发生的次数也与新大脑皮层的体积有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证明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体积较大的好处在于使它们能够对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较为复杂的分析和操纵。人的大脑是社会性大脑，特别善于分析群体中朋友和对手不断变化的意图和倾向。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建立社交关系网而生成的。
1704887723
1704887724
1704887725
1704887726
1704887727
这张图表显示了灵长类动物新大脑皮层的比例（相对于大脑其他部分的体积）和群体平均规模的相互联系，由罗宾·邓巴（Robin Dunbar）首先指出。[数据来自邓巴《新大脑皮层的体积对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制约》（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rimates, 1992年）]
1704887728
1704887729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66]
1704887730
分享是人的天性
1704887731
1704887732
这样的理论如何应用到现代人身上呢？我们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不同，已不再聚群而居，四处游荡，也不每天一连几个小时在朋友的头发里捉虱子。然而，促使灵长类动物大脑进化的群体和使它们密切相连的梳毛行为在现代社会中的对等比比皆是。邓巴分析了类人猿的大脑体积和群体规模后得出结论说，鉴于人类新大脑皮层的体积，人类群体的平均规模应是148人，四舍五入为150人。这个被称为“邓巴数字”（Dunbar number）的数字在人类社会中确实似乎经常得到印证：狩猎-采集部落的平均人数是这个数字，古代近东最早的农业定居点的平均人数是这个数字，1086年英国进行了一次土地人口调查，提出的清册《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记录的许多村落的人数也是这么多。
1704887733
1704887734
更重要的是，邓巴认为，要做到每一个成员都认识所有其他成员，这个数字是一个群体人数的极限。群体再大的话，其中有些人对其他人来说就会是陌生人。因此，最多只能和这么多人建立相互性的人际关系：你和他们熟悉到如有需要他们会来帮忙、他们若有需要你也会去帮忙的程度。采用公社生活形式的基督教哈特派教徒（Hutterites）社区的人数只要超过150人就分出去另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说如果人数再多，维持秩序就需要警察了；但低于150人的话，只靠群体压力即可维持秩序，因为大家彼此都互相认识。邓巴数字也是军队一连人的标准数字，一连人通常有120到180人。同一连的战友彼此相熟，打起仗来就特别有战斗力。
1704887735
1704887736
事实上，脸书的大多数用户的朋友数目也是介乎120和130之间。当然，有些脸书用户收集的网上“朋友”比这多得多。但是，那样的朋友很可能只是一般的联系人，而非真正的朋友。邓巴的研究表明，在这150人的关系网中，大部分人在实际生活中有5个知心朋友（类似一个梳毛同盟的成员），外加10个紧密朋友。同样，在脸书网站上（表现为经常性的评论和信息）的互动也是集中于密友的核心小组里，男性用户平均有7位这类朋友，女性用户有10位。这个核心小组就等同于梳毛同盟。
1704887737
1704887738
但对人类来说，梳毛已不再主要是肢体的活动。在史前的某个时刻，人类不再彼此动手梳毛，而是开始使用另一种梳毛方法，那就是言辞，具体来说是交流关于他们的社交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社会信息”，也就是流言蜚语。和动手梳毛一样，花时间和某人聊天是建立或加强社会纽带的一种办法。它也向其他人表示着这种纽带的存在。但言辞比起动手梳毛来有三大优势：在小组内群聊可以同时给不止一个人梳毛；可以在梳毛的同时干别的事，如吃东西，找食物，或休息；表现为交流传言的言辞梳毛使人们能够了解社交圈子内自己没有直接目击的事情。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可以借此判断某人是否值得信任。通过选择性地传达信息，可以操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人们也可以通过评价某人所传的关于别人的信息是否准确来判断该人能否信任。流言蜚语是异常丰富的社会情报来源，无论是关于传话的人还是关于流言涉及的人。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加工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才对交流此类信息如此乐此不疲。
1704887739
1704887740
这样喋喋不休地交谈对群体的成员和整个群体都有好处。个人可以更及时地了解群体内不断变化的联盟；把准确或有用的信息传给他人，可以帮助确立自己作为可信的盟友或合适的配偶的地位；整个群体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哪些人占别人便宜，不肯分享资源，或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规矩。交流社会信息确保即使没有目睹恶劣行为的人也会很快听说，犯错的人就会受到嘲笑和孤立的惩罚。在现仍存在的狩猎-采集社会里，似乎就使用这样的玩笑嘲谑来压制内部竞争，鼓励协商一致，以维护游动群体内的平等。若是群体的一个成员试图对别人指手画脚，或无理地要求得到食物或其他资源，伙伴们就会温和地戏弄或嘲讽他，表示大家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流言像梳毛一样，是至为重要的社会黏合剂。
1704887741
1704887742
邓巴甚至提出，人类发展语言的动力是要交流社会信息，不是为了通知别人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或协调狩猎活动，因为使用语言能高效地维系社会纽带，进而扩大群体规模（也能提高群体安全）。他说：“语言之所以得到发展，最可信的原因是要借语言建立社会纽带，其基本用途是交流有关社会团体内各种关系的信息。”无论交流社会信息是否真的是语言发展的驱动力，看起来它确实是语言的主要用途：根据观察研究，它约占人类自发交谈的三分之二。说别人的闲话经常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是浪费时间，是造谣传谣。但是，与社交圈子内的其他成员分享信息看来是人性的一个中心特点。
1704887743
1704887744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67]
1704887745
共用媒体的发端
1704887746
1704887747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息的交流不仅限于实际在场的人之间。正如传播流言是远距离的梳毛，各种形式的媒体使得传播流言也可以远距离进行，可以借助媒体捕捉信息送往远处，或流传后代。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或上网的方式和朋友交流社会信息。报纸、杂志、电视和数码媒体也使我们能够追踪（或至少自以为能够追踪）电影明星、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和其他名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千变万化，即使我们从未见过他们本人。我们生来就愿意和朋友谈论熟人的财务情况、性生活、交的朋友、与别人的纠纷等等这类事情，追星或追踪名人只是这种欲望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看来，人由于天性所致，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分享这类信息。然而，10万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或者说自从语言出现以来，传达消息的唯一手段就是语言。直到5000年前，书写的发明才提供了与他人交流信息的新手段。
1704887748
1704887749
推动书写发展的不是传话的人，也不是讲故事的人或诗人，而是会计。最早的书写制度发源于新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刚刚开始从狩猎和采集的游动式生活转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过渡始于公元前9500年一个被称为“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的地方，这个地方从今天的埃及向北伸展到土耳其东南部，又折转向南到伊拉克和伊朗接壤的地方。在这个地区，书写似乎是从使用黏土制成的小筹码计算粮食、绵羊、牲畜这类农产品交易的做法发展而来。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文件是在公元前3400年写成，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Uruk），它们用刻在黏土板上的简单形象和记号记录了面包和啤酒的配给、税款的交付，以及其他的交易。
1704887750
1704887751
开始时，这种原始的书写形式不够灵活，无法记录人的话语，只用于记账。最常见的符号用来代表面包、啤酒、绵羊、牲畜和纺织品。每一块黏土板不像是一篇文章，更像数据库中的一份记录。但是在后来的500年间，书写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有力、表达能力更强的媒体。刻在黏土板上的精微的象形文字很快让位于更抽象的符号，或称表意符号，它们是用铁笔写下的许多楔子形状的符号（“楔形文字”）。那些表意符号与它们从中衍生出来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了，但它们的好处是写得快。公元前3100年左右，出现了另一个创新：用表意符号代表特定的声响，可能是因为需要写人的名字。首个通用书写形式就此面世。
1704887752
1704887753
这时，埃及也出现了书写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系统也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那些符号有时代表物体，有时也能代表声音。但埃及的情况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从筹码到象形文字再到楔形文字的每一步发展都清清楚楚、有迹可循；而在埃及，书写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表示埃及的书写文字也许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2600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这两种书写体系都发展到了足够灵活的程度，可以用来记录抽象的思想，如圣歌、宗教经文和称为智慧文献的意见汇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通过送出实物的信和别人分享信息，而不必靠信使转达口信。
1704887754
1704887755
已知最早的信件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在埃及，信件用墨水写在莎草纸上，那是用莎草这种植物的茎髓做的像纸一样的材料；也有的信写在叫作“ostraca”的陶器碎片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信是用楔形文字写在巴掌大的小黏土板上的。信件的篇幅通常只有一版，这就限制了信息量。公元前3000年流传下来的信件大部分是国王和官员之间的正式通信，不是非正式的私人信件。它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件，即由寄信人写给收信人看的文字，而是记录和转达寄信人给收信人口信的手段；寄信人的一头让抄写人把说的话写成文字，收信人的那一头再把文字变回话语。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期信件的开头不使用“亲爱的某某”或“致某某”这类的称呼语，而是写着直接给在那头读信的抄写人的指示：“告诉某某”。
1704887756
1704887757
书写发明后的头15个世纪中，由于好几个原因，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读会写。学会读写需要大量的训练，既费时又费钱，因此只有精英阶层的少数人掌握这一技能。应运而生的抄写人阶级如同能与神接触的祭司一样，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他们一心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绝不愿意让更多的人轻易学会读写。埃及训练抄写人的各种手册都强调，抄写人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行业的人；那些手册的标题包括：“勿做士兵、祭司或烤面包师”、“勿做农夫”，还有“勿做马车夫”。最末这个标题的手册开宗明义写道：“决心做抄写人吧，你将指挥全世界。”识字代表着力量。也许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对字母的发明反应冷淡，尽管早在公元前3000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的书写中都开始使用字母来表示名字和外国字。字母是一小组代表发音的符号，可以用来写任何字。理论上，既然有了字母，抄写人就可以放弃他们用功学会的几百个专门符号，只用字母抄写就可以了。但这会大大减轻学会写字的难度，进而威胁抄写人的特权地位。
1704887758
1704887759
因此，在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能读会写基本上只限于抄写人和宫廷的大臣。皇家成员似乎也受到一定的抄写训练，但他们很少能像专业抄写人和私人秘书那样熟练。统治者颁发文件一般靠口授，收到的文件则让人朗读出来。然而，推测古时识字的普及程度非常困难。一个原因是没有对识字的明确定义：比如，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识字吗？还是得能写短文才行？正如今天对能否使用计算机的评判，会与不会之间界限不清楚。事实是，人们的能力大小不一。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用写信来与别人联系交流，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还是托人（比如朋友）带口信。从德尔麦迪那村（Deir el-Medina）发掘出来的信件和其他文件给后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使后人得以窥见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期间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个村子里居住着当时建造埃及国王之谷（Egypt’s Valley of the Kings）中陵墓的工人。熟练工人的集中意味着识字率特别高，朋友和家人彼此通信，信写在莎草纸或石片上，由朋友、孩子，有时是当地的警察负责递送。不过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识字能力的人大多限于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这个社会群体内部，主要从事保存记录或处理其他行政事务。
1704887760
1704887761
在古希腊，识字较为普及，最早的真正字母（既有元音符号，也有辅音符号）就出现在那里，时间是公元前8世纪早期。纯字母书写起源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黎凡特（Levant）商人发明的迦南（Canaanite）字母。那些商人知道楔形文字的写法（该地区的许多语言那时都已经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楔形文字），也了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原理；他们自己则发明了一套只包括辅音的字母。精于航海、沿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建立了贸易点和独立城邦的腓尼基人把这种字母传播开去。古希腊人加上了关键的五个元音符号，大大减轻了学习读写的难度。比如，公元前593年，希腊雇佣军在埃及的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留下了涂鸦，这证明识字在古希腊社会中已相当普及。大约同时期，希腊文字也出现在钱币和黑彩陶罐上，这说明书写已经进入了商业活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1704887762
1704887763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一位官员喜帕恰斯（Hipparchus）命人在出城的道路旁沿途竖立石碑，上刻“此为喜帕恰斯纪念碑”，石碑下方刻着隽言警句，如“切勿欺骗朋友”。这种自我宣传要达到目的，人民当中就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识字才行。公元前510年左右，雅典开始实施放逐法，这也意味着识字已比较普遍，至少在男性公民中是如此。“放逐”（ostracism）一词来自“ostraca”（陶片），至少须有6000名投票者（或20%的男性公民）在陶片上写下他们认为应被逐出雅典、10年内不准回来的人的名字。这些陶片然后收集起来计数；如果达到了票数的要求，该人就遭到放逐。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放逐参与政治斗争的某个人来化解政治矛盾。
1704887764
1704887765
古希腊人有思辨性的政治和知识文化，识字率也高得异乎寻常，是他们创造了第一个基于书面而非口头信息的社交媒体文化。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别加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所著数学著作的序言表明，他们两位都把著作的副本寄给希腊其他地方的数学家。但没有证据表示存在着一种更广泛的誊抄和分享文件的文化；似乎希腊文化从未完全消除对书写的怀疑。书写被视为对言辞（rhetoric）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而言辞是希腊文化的核心。政治、法律和哲学上的见解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辩论来表达的。这样就不需要由抄写员组成的官僚阶层，因为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可以通过召开公民大会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确实，亚里士多德给理想城市下的定义就具体指出，人口不得多到演讲人讲话时无法使全体公民都听得到的程度。原意为演讲或讲话艺术的言辞被当作一项重要的造诣而备受推崇。希腊诗歌和戏剧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以口语而不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
1704887766
1704887767
关于希腊反对书写的理由，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写的两本书——《斐德罗篇》（Phaedrus）和所谓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作了阐述。《斐德罗篇》取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一位名叫斐德罗的人对话的形式。苏格拉底抱怨说，书写使人不再需要记忆，因此而削弱了大脑的功能，造成“学习者灵魂的健忘，因为他们不再运用记忆力；他们将依靠外部的书面字词，自己不再记忆”。苏格拉底还指出，书面的文字无法回应提问（“你若是问他们问题，他们只保持庄严的沉默”），并容易受到误会或曲解（“他们若是遭到错用或滥用，并没有父母来保护；他们也无力自我保护或为自己辩护”）。苏格拉底承认，书面文章有其用处，“是防止年老健忘的宝贵记录”，但他对文字更多的是感到担忧。他担心依靠书面文件的人会“听闻许多事情却毫不受益，他们会看起来无所不知，其实却一无所知”。
1704887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