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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论点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他把它们写了下来，这真是讽刺。不过柏拉图使用了一种过渡形式：只是用文字把口头对话记录下来。同样，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开始不仅喜欢看戏，而且喜欢读剧本。在这里，文字也是用作话语的代理。这种口语-文字的混杂形式突出表示，希腊文化经历了从纯口语文化到口语-文字混杂文化的过渡。不过，希腊文化被罗马文化破坏性吸收之后，关于采用书写文字的任何担忧都已不复存在。古罗马的识字普及率不算太低，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场合使用书写文字都满怀信心。舞台已经搭好，就等首个社交媒体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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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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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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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您说我的信已经传开，没有关系。其实，我自己也让好几个人作了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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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Ad. At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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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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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驱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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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成为地中海海域无可置疑的霸主。它击败了南面的宿敌迦太基，完成了对东边希腊的征服，拓展后的版图包括现代的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北非海岸的一大片土地。但随着罗马影响力的增长，它的政治制度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罗马的政治制度实质上仍是小城邦的制度，权力集中在构成政治精英阶层的少数几个世代联姻的大家族手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它与治下人民的冲突导致了连续不断的阴谋、叛乱和内战，其间不时有人试图推动政治改革。在这个动乱频仍的时期，罗马广袤领土的命运在极大程度上维系在它的统治精英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上。社会流言和政治新闻交织混杂；无休止的结盟、谋算和策划维系着广泛的关系网；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在连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中选对边，这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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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内，这类消息通常靠在广场（Forum，是当时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中心）上，或在罗马人至为喜爱的叫作“convivia”的宴饮上众口相传。但身在城外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偏远的行省任职，还是在乡村别墅里逍遥，也可以通过写信来参与信息的交流。罗马人的命运经常和在罗马帝国边陲地区的贸易或战争息息相关，身处边远地区的人需要了解首都权力斗争的最新态势。对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书信既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与其他成员确定并维持关系的方法。罗马的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读写能力很强；至少按古时的标准来看，交通联系迅捷可靠；抄写人和信使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是奴隶，因此抄录和递送信息至少对精英阶层来说快捷便利且所费不多。研究古罗马时代书籍的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称奴隶制为“支撑罗马文献的基础设施”，不过也可以说，奴隶是罗马时期的宽带。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和政治的新闻和流言开始以书面形式大量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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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交流有时是正式的，但调子也可以亲切随和，娓娓道来，经常使用口语词语、圈子内的玩笑、双关语和缩略语。罗马字母的一个常用的缩略语是SPD，是“salutem plurimam dicit”的首字母缩略，意思是“多多致意”。这个缩略语用在信首，前面是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比如“Marcus Sexto SPD”（马库斯多多致意塞克斯图斯）。另一个常用的缩略语是SVBEEV，它的全文是“si vales, bene est, ego valeo”，意思是“愿您一切安好，我也都好”。这类缩略语节省篇幅，也节约时间，正如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发帖和手机短信中使用的简语（BTW, AFAIK, I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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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通信是那个时期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从他留存下来的近900封信中，看得出古罗马人通信调子的变化。有些信是西塞罗在旅行途中，或利用饭间上菜的空隙写的；别的是在抄写人的帮助下写的正式信件。西塞罗在写给好友的信中经常用希腊文，这既反映了他对希腊文化的仰慕，也会激起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成员彼此的兄弟情谊。通过写信交流信息，用一天到晚来来去去的信使传递信件，这对西塞罗和他关系网中的那些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把写信视为口头交谈的延伸。如西塞罗在一封信中所说：“你我会频繁通信，使我们消息相通，虽然你我相隔甚远，却如同聚首一堂。”同样，也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据说西塞罗的政敌尤里乌斯·恺撒“通过信件往来的形式和朋友进行交谈；他公务繁忙，罗马城又如此庞大，一些紧急事情他等不及和朋友们见面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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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有钱人习惯于口授信函由抄写人记录，收到别人的信后则让抄写人读给他们听，这个习惯进一步模糊了写信和交谈之间的界限。能干、可靠的抄写人十分抢手，因为他们能大大增加一个人每天处理的信息量，据说尤里乌斯·恺撒能同时口授两封或两封以上的信件，由不同的抄写人记录。西塞罗一生基本上只用一个秘书，他叫提罗（Tiro），曾经是奴隶，获得自由后仍继续为西塞罗服务。据说提罗发明了一种速记法，大大提高了听写速度，结果，西塞罗口授信件和演讲词所需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处理的往来信件量也因此而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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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快捷的短途信件是用铁笔写在蜡版上，蜡版装在木框里，木框可以像书一样折叠起来。在现代人眼中，这些木框围起来的平面蜡版看起来与平板电脑非常相似。收信人的回信写在同样的蜡版上，送信来的信使立等把信带回给原来的寄信人。用铁笔的平头把有色蜡版上的字铲平后，蜡版还可以接着用。在罗马城里，这个办法非常方便，给某人写信问一个问题，一两个小时内即可接到回答。[西塞罗的朋友莱普塔（Lepta）曾问过西塞罗一个关于法律的问题，西塞罗在回信中提到他给另一个朋友发了一封这样的快信以得到确切的答案。]长途信件是写在莎草纸上，莎草纸价格较贵，但轻便易于运输。一张莎草纸通常是6英寸宽，10英寸长，够写一封短信；但如有必要，可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成为一大张，以供写较长篇幅的信。写信的笔用苇秆做成，蘸的墨水用乌贼鱼的墨汁提炼而成，或是用煤烟、树胶和水混合制造。字句分排，每排2到4英寸宽，从左到右占满莎草纸的页宽，纸只用单面。写完后把纸卷起，用线捆好，加上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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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时期的蜡版，看起来很像iPad平板电脑。（藏于科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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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有钱人家和公共官员送信的信使叫“tabellarii”。西塞罗对朋友卡西乌（Cassius）抱怨说：“您的信使很不像话，他们还戴着旅行帽就来见我，说他们的伙伴还在城门那里等着。”显然，信使有常走的路线，沿途为主人取信或送信。但普通人送信没有那么奢侈。请去旅行的朋友带信是经常的事，如果不能一直送到收信人手中，至少可以送到向着收信人所在地方向的某个地方，然后再托给别的朋友接着向目的地的方向送。西塞罗曾帮助在罗马的外部省份负责征税的一些财务协会的会长打过官司，和他们关系不错，那些财务协会的信使有时送信时也捎带帮西塞罗送信。这种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传递信息的非正式制度不如用自己的信使快捷安全，但便宜得多。虽然后来在奥古斯都皇帝治下建立了正式的邮政体系，组成了马、车和邮局的邮政网，但那只是用于递送官方文件。古罗马的大部分人仍然依靠通过社交关系网传递信件的非正式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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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的这幅壁画中的丈夫和妻子拿着书写用具：他手握卷轴，她拿着折叠蜡版和铁笔。这幅画发出的信息是：我们识字，并因此而自豪。（藏于沃尔特·罗林斯/玛丽·埃文斯图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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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富有的精英阶层成员之间，信件往来方便快捷，这使西塞罗得以同有些人，比如他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每天都保持联系。从西塞罗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有时会在乡间别墅居住一段时间，但每当他在乡下居住时，他都天天写信给住在罗马的阿提库斯，并恳请他回信，哪怕没有多少事好说。西塞罗与人交往其乐无穷，对首都的消息如饥似渴。每日一信意味着西塞罗的信使可以给西塞罗带回阿提库斯的回信。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是忍不住每天给您写信，好得到您的回信。”他在另一封信中请求：“不管您有没有新闻，给我个回信。”他还说：“我会差不多每天给您写信，因为我宁肯写没有必要的信，也不愿意万一您有消息想告诉我却找不到现成的信使。”不能得知各种最新的消息，那西塞罗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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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的另一头是公元1世纪的政治家兼哲学家塞内加（Seneca）。他觉得其他罗马人对远方来信如此热切地翘首盼望非常可笑。在给朋友卢西鲁斯（Lucilius）的一封信中，塞内加描述了他旁观别人如何飞奔去港口迎接邮轮的到来。他写道：“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赶往海边，我却优哉游哉，因为虽然我马上就要接到朋友的来信，但是我并不急着知道我在外地的事务进展的情况，或信中可能报告的新闻。”古罗马时代也和今天一样，似乎有些人对查看邮件比别人更加执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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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送达后，收信人读后也许还会读给家人和朋友听，或与生意伙伴分享。罗马时代的信件是半公共的文件，经常不只写给收信人，而是面向更多的受众，部分的原因是信在传递的过程中保密实在很难。西塞罗在他的许多信中显然作了自我审查，以避免信中的任何内容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因为无法确知信会落到谁的手中。在几封信中，他明确要求收信人不要读给别人听，但这只是例外，不是普遍情况。收信人应当能够判断广泛传播某些信件是否合适。一个判断的办法是看信中的笔迹是发信人的还是抄写人的；特别敏感或秘而不宣的信件可能由发信人亲自动笔。这样的敏感信息只能用可靠的信使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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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通信表明，信件和其他文件经常被传抄。仅举几例：他在给朋友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3月24日送给您一份巴尔布斯（Balbus）给我的信的抄本和恺撒给他的信的抄本。就在同一天，我收到昆图斯·佩迪乌斯（Quintus Pedius）从加普亚（Capua）寄来的信，说恺撒在14日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西塞罗的其他信中有这样的字句：“恺撒写给我一封短信，附录如下”，“安东尼（Anthony）给了我恺撒给他的一封信的抄本”，“您走后，拉米亚（Lamia）来看我，带来了恺撒写给他的一封信”，“我得到了您给执政官伦图卢斯（Lentulus）的信的抄本”。古罗马人写信时，有时也把信的副本送给别的朋友，借此扩大信的流通范围。西塞罗和其他的古罗马政治家也以此种方法散发他们重要讲话的副本，使演讲时不在场的人也能够阅读演讲词（并抄录一份）。最激烈反对恺撒的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自杀后，西塞罗等人为他写的悼词，广为散播。恺撒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反加图”（Anticato）的文章作为回应。对文件的抄录和分享使信件、讲话和文章能很快地传遍罗马的精英阶层，得到更多人的阅读，激起进一步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