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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这份前无古人的刊物的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这是罗马共和国最高的官位，每年选出两位执政官，轮流执政，每人每次负责一个月。这两位执政官有权否决彼此的决定，这一措施至少在理论上是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实际上，恺撒靠着强有力的政治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另一位执政官马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卢斯（Marcus Calpurnius Bibulus）挤出了局，这样他自己就能够在任期内为所欲为。那是他四度担任执政官的第一次。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说，恺撒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须每日汇编发布。”应运而生的公报叫作“the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逐字翻译就是“罗马公民每日行为录”，不过名称经常简略为“每日纪事”，或干脆只是“行为录”。它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3世纪。意为“每天”的“diurna”一词成了英文单词“日报”（journal）和“新闻业”（journalism）的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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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创立《每日纪事》的举措有其政治意义。他是平民主义者，认为元老院的贵族派（optimates）掌握的权力太大。他当选执政官前，曾承诺把国有的土地分给人民，但这一政策遭到了贵族的激烈反对。按照古罗马的治理制度，公民大会在广场上公开举行。然而，元老会却闭门议事，乐意的话才向大众公开辩论、演讲或投票的详细情况。恺撒命令公布元老院每天议事情况的小结，这个办法轻而易举地使民众注意到贵族元老院议员对他的平民主义政策的反对，并巧妙地削弱了元老院的神秘性和权威。恺撒的目的不是要使罗马的政治更开放、更民主，而是要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努力实现他自己成为罗马的绝对统治者的野心。他相信，只有把权力尽集于一人之手，才能驯服罗马一团混乱的政治。他因此与贵族起了冲突，因为贵族要捍卫元老院的权力；也因此成了西塞罗的对头，因为西塞罗要保护共和国的机构和传统不受野心勃勃的暴君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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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纪事》的内容有各种来源。立法议案、重要的讲演以及人民大会的宣言从来都张贴在广场上，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或抄录。元老院也有比较正式的议事记录。按恺撒的要求，这些都以简要的形式列入《每日纪事》，这样，人民和元老院的讨论就都有了记录。另一个信息来源是白色告示板（album），它位于广场东侧，罗马国家宗教的首席祭司——大祭司的府邸附近。恺撒策划组织了自己的当选，于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作为执政官，他负责的事务包括为神庙祝圣、管理日历、审查贵族的婚姻、判决有关遗嘱和收养的纠纷、监管公共道德等等。白色告示板是官方的告示板，上载每年执政的执政官和其他国家官员的名字，还有假日、宗教节日和日食月食的日期以及重要人物家中的出生、死亡、结婚和离婚的消息。现在这一切也都列入《每日纪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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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纪事》每天张贴在广场的木制张贴板上。开始时，《每日纪事》内容的重点是政府工作，如介绍演讲内容，列出支持或反对某个议案的元老院议员的名字。这正是恺撒的初衷，不过他也把《每日纪事》用于更直接的政治目的。例如，公元前44年，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他装模作样地拒绝接受国王的称号，就是利用《每日纪事》来宣扬他的谦恭。（此时，恺撒已经被宣布为“终身独裁者”，所以他尽管没有国王之名，实际上已经有了国王之实。）《每日纪事》创立后几年之内，内容范围就扩大到非政治领域，比如馈赠、遗产、葬礼，以及非同寻常、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些事情即使表面上是小事，实际上却有政治意义。比如，离婚在古罗马政治中是备受关注的事情，因为婚姻经常用来加固政治联盟或获取财富来支撑政治生涯。因此，离婚意味着政治上的机会。塞内加不无嘲讽地说：“没有离婚就没有《每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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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纪事》并不使用大字标题，文体也不夸张渲染。从公元1世纪的戏剧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里对《每日纪事》的滑稽模仿中可以看出，《每日纪事》以简洁明了的文体叙述事件，如同当今的新闻电报稿。《萨蒂利孔》里有一段讲到，原为奴隶、后来暴富的特里马尔奇奥（Trimalchio）举办了一场奢华而恶俗的宴会。宴会上，一个办事员出来向来宾宣布特里马尔奇奥广阔庄园上的最新事件，他宣读的文稿是以《每日纪事》的文体写成的：“Kalends of Sextilis（8月）7日，库迈城（Cumae）附近属于特里马尔奇奥的庄园上诞生了30个男孩和40个女孩。从打谷场运了500蒲式耳的小麦存入粮仓。给500头耕牛上了轭。同日，奴隶米特里达提斯（Mithridates）因对我们主人盖乌斯（Gaius，特里马尔奇奥）的守护神语出亵渎而被阉割。同日，1000万塞斯特斯存回了金库，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同日，庞贝的花园发生了火灾，是市政官纳斯塔（Nasta）家中起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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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事务的报告和官方统计数字及公告以外，《每日纪事》显然也登载琐事。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和政治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编写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期间，在记录异常的自然现象的时候就参考了存档的《每日纪事》。比如，他报告说，公元前50年，麦洛（Milo，希腊摔跤能手。——译注）在广场演讲时一场石块雨自天而降；红队的一个战车驭者死后，一个悲痛欲绝的粉丝纵身跳入火葬的柴堆；一个人去罗马朱庇特神殿献祭的时候带了他的8个孩子、28个孙子、8个孙女，还有19个曾孙；一只凤凰被带到罗马在广场展览，“有记录为证，虽然所有人都认为那只凤凰是假的”。普林尼引用的另一条消息讲到一只对主人异常忠实的狗在主人被处决后拒绝离开主人的尸身：“他的尸身被扔进台伯河后，这只狗游向它主人的尸身，试图不让尸身下沉。人们蜂拥而至观看这只忠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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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也许正因为）《每日纪事》包括了这些内容，罗马城内和罗马治下领土的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它。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说，《每日纪事》中发表的新闻传遍了“各省和全军”。西塞罗在信中时常假定他在遥远省份的朋友能看到《每日纪事》，也提到他在旅途中接到《每日纪事》的抄本[“我接到了3月15日的城里新闻”，“我在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等待关于8月1日议事的新闻”]。副本都是手工抄录和传播的。罗马人其实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有能力制造活字印刷机：西塞罗在一篇哲学专著中顺便提到过用各个单独的字母组成新词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设想通过把大量用黄金或其他物质铸造的字母随意地组合起来，当场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印刷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呢？”）。但是，奴隶制意味着使用人工抄写十分廉价，所以，没有人热心于发明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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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内，富人可以派抄写人拿着铁笔和蜡版去广场抄写《每日纪事》中主人感兴趣的内容，并记下在广场能够得到的文件或听到的传言。想知道《每日纪事》全文的人可以派抄写人去全部抄下来。很快，一些有生意头脑的罗马人看到，每天记下《每日纪事》的内容，让抄写人誊写若干份，再把抄本送到城里愿意付钱买的人家，这是个赚钱的路子。尤维纳利斯（Juvenal，又译为玉外纳。——译注）在《讽刺诗》（Satires）里描述过一个贵族妇女在家中边读“长篇日报”（应该是《每日纪事》的抄本），边化妆，边折磨奴隶。这些抄本再由自家的抄写人誊抄后送给外地的朋友。西塞罗的信表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在罗马的时候，就靠朋友把这样抄下来的《每日纪事》的抄本或摘要和信件捆在一起送给他们，他们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来掌握罗马的事态发展。一个半世纪后，小普林尼回他在托斯卡纳（Tuscany）的庄园暂住期间，仍然以这种方式获得新闻。他给在罗马的朋友庞培·法尔科（Pompeius Falco）写信说：“别丢了在我乡居期间给我送城里公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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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朋友转达新闻有一个好处，他们在送来的《每日纪事》抄本的附信中会强调里面的某些内容并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背景介绍。一并收到个人信件和客观新闻比单独收到任何一者都更有帮助，因为它们能互相提供进一步的背景情况。那时和现在一样，如果朋友说某件事重要，或对它发表了意见，人们就会对那件事更加注意。所以，当西塞罗被任命为罗马的一个边远省份西里西亚的总督时，他要求他的朋友兼门生马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向他报告罗马的情形。凯利乌斯这个年轻人人脉很广，西塞罗希望他能就政治消息作出内容丰富的评注，以充实《每日纪事》干巴巴的报道。但凯利乌斯误会了西塞罗的要求，以为只是想让他送去尽可能多的罗马城里的消息。凯利乌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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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启程远行时，我保证说要把城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仔仔细细地写下来报告给您。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一个能报告一切细节的人——任何小事都不放过，我甚至担心您会觉得他过于啰唆……这次送上的包裹就说明了我做的工作。别说写下这些东西，就连看一遍也需要不知多少时间。元老院的裁定、法令、传言、谣言——全在里面。您若对这些不满意，千万要告诉我，免得您不胜其烦，也免得我浪费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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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乌斯雇用了一个名叫赫里斯图斯（Chrestus）的抄写人把每天的《每日纪事》都抄了一份，再加上广场上其他的布告、宣言和传言。我们可以想象西塞罗打开从凯利乌斯那里收到的卷轴，坐下来阅读——却失望地皱起眉头。他回信给凯利乌斯说：“唉！你真以为这是我要你做的吗？向我报告角斗士的比赛、案件审理的中止、赫里斯图斯汇集的杂事，还有我在罗马时没人胆敢在我面前饶舌的家长里短。”他解释说，他真正想要凯利乌斯做的是让他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过滤有价值的新闻，并作出评论，对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进行犀利的分析，而不是报告角斗士比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你告诉我过去或现在的事情，而是想让你像一个放眼未来的人一样，告诉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点儿垂头丧气的凯利乌斯回信给西塞罗辩解他为什么给他送去那么多的信息：“很多内容您一定要略过不看，尤其是对赛会和葬礼的详细叙述，还有所有其他的家长里短。但大部分信息是有用的。其实，我宁愿告诉您您不想知道的事情，也不愿遗漏任何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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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历史学家十分恼火的是，《每日纪事》一份也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在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这一段罗马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它是如何报告各种事件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遭到他在元老院的政敌的暗杀，恺撒的同情者谋杀了西塞罗，内战随之爆发，最终导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这些事件在《每日纪事》中一定都有报道。但是，《每日纪事》不比西塞罗、恺撒及其同代人的信件，抄录者认为它的内容不值得保留，于是所有的《每日纪事》都湮没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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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把谣言女神法玛（Fama）描述为一个可怕的怪物，她长着巨大的翅膀，每一根羽毛根部都有一只耳朵、一只眼睛和一张嘴巴。“白天，她踞于最高的楼宇顶上，观察一切；夜晚，她在天空中漫游，转述一切；她从不休息，传播谎言和真话同样孜孜不倦。”罗马人确实经常听到远方传来的消息。然而，现实生活中把消息广为传播的不是四处漫游的女神，而是抄写人、信使，还有携带蜡版和莎草纸卷的旅人；他们抄录信息，并把信息从一个朋友处送给另一个朋友。是他们驱动了罗马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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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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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时代，书籍也和新闻及传言一样，借人们在社交关系网内互相分享而得以传播。罗马的文学界没有印刷商，没有版权，书商也寥寥无几。书籍的流传靠读者互相推荐，彼此传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反而希望传抄的人越多越好。最理想的是被鸿儒巨擘的私人图书馆所收藏。那种图书馆藏书丰富，访客川流不息，来访者可能会读到这本书，然后抄录下来传给更多的读者。书商在摊位出售的是最受欢迎、最容易卖的书的抄本；有时买书比拿朋友的书让抄写人抄录更快、更方便。作者要想自己的书成功，就必须利用社交关系网，争取引领时尚潮流的大人物的认可，在有用的人当中引起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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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时代的书籍和信件一样，是写在莎草纸上的，但卷轴要长得多，称为书卷。一卷书卷完全打开可长达10米（33英尺）。卷轴的两头各有一根木棍，用安在木棍顶端的旋钮卷起或打开卷轴。读书时用旋钮把书卷从右边的轴棍向左边展开。和信件一样，字句按宽约几英寸的竖栏排列，但在书的正式抄本中，各栏的两边对得非常整齐。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处通常有一张标题页，在卷轴的一根轴棍上贴有标签，以便检索堆在书架上或放在书箱里的书卷。高级的书卷装在圆筒里以防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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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旦编完了一本书——用“写”这个字不太恰当，因为作者通常只是对抄写人口授他过去说过的话，之后进行修改和编辑——就由称为“librarius”的专门的抄写人誊录一份清样。作者一般会把它拿给几个好友过目，征求意见。西塞罗就非常看重他的朋友阿提库斯的意见；阿提库斯家财丰厚，人脉广泛，有很大的图书馆和整整一队抄写人从事记录、誊写和编辑的工作。阿提库斯不仅给西塞罗提建议，在西塞罗的文稿中用红蜡标出建议改动的段落，而且把他自己的抄写人和誊录员派给西塞罗使用，还帮助给西塞罗的书作宣传，向文学圈子里的朋友推荐。然而，在这个初期阶段，若是急着分发书的抄本就太莽撞了，因为书还没有定稿，作者不愿意让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流传出去。一次，西塞罗写信给阿提库斯，抱怨说阿提库斯让两个人抄了他正在写的哲学著作《论界限》（De Finibus）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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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说看——首先，您觉得不经我同意就发表，这样做对吗？……再说，我是按您的建议把这本书献给布鲁图的，您觉得还没给布鲁图看就给别人看合适吗？巴尔布斯写信告诉我，您让他抄了一份《论界限》的第五卷，我虽然对那一卷改动不多，但还是做了一些。如您能扣住其他几卷，别让巴尔布斯拿到未经修改的书，我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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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西塞罗怒气稍平的是，巴尔布斯既有钱又有地位，与恺撒关系密切，所以可能会向恺撒提到这本书。这样提前泄露书的一部分内容，也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但西塞罗也担心，在他把书的完成稿交给马库斯·布鲁图之前，书的内容可能就会泄露出去，而他听从阿提库斯的建议，打算把该书献给布鲁图。根据传统，一本新书完成之后首先要交给它所献的人，而把书献给谁的决定将对该书的命运产生莫大的影响。西塞罗把他另一部哲学著作《学园派哲学》（Academica）献给了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瓦罗是研究文学的学者，自己也是多产作家。他有一座很大的私人图书馆，其他学者常来查找和抄录书籍。西塞罗把书献给瓦罗，意味着这本书能放在瓦罗的书架上，因而引起来访者的注意。把书献给某人也是争取赞助人、获得政治恩惠，以及突出或加强作者与该人的社交关系的手段。书的抄本在社交关系网内流传，并帮助强化关系网内成员的联系。用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的话说，如此分享散文和诗歌是“把上层阶级聚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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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新作品造势常用的一个办法是举行晚宴，席间由一个具有熟练朗读能力的奴隶把书的摘要大声朗读出来，做这种事的人称为“lector”。大声朗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字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间隔。所以，就像学习弹奏一段音乐一样，要朗读某篇文章需要先练习，好确定分词断句。阿提库斯就有好几次在他举行的晚宴上宣传西塞罗的作品。第一次是一篇演讲词，题为“为里加律斯辩护”（Pro Ligario），那篇演讲西塞罗已经做过了，但希望以书的形式发表。那次宴会西塞罗没有参加，事后他写信给阿提库斯说：“您使我那篇支持里加律斯的演讲闪亮登场。”他在信中还说：“从今往后，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拜托您来宣传。”西塞罗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再次表示了对阿提库斯的赞美（他写道：“您的号召力真大！”），指出由于那次宣传晚宴，那篇演讲词现已广为流传，无法再作改动了。反之，如果某篇文章只在几个人手中的话，还是可以修改的。为此原因，诗人贺拉斯（Horace）建议作家完成一篇作品后等上9年再交出去，以确保对作品完全满意，因为“作品一旦出手就无法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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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可以因权势人物的亲自支持而走红，西塞罗因此而给他的同僚昆图斯·科尔尼菲斯乌斯写了一封语气谄媚的信，要把写好的一本书送给他。“我很希望这本书得到您的认可，若是真心的则最好不过，但至少也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科尔尼菲斯乌斯当时正在国外，西塞罗没有直接把书寄给他，而是提出把书交给科尔尼菲斯乌斯在罗马家中的抄写人，让他们为他抄录一份：“我会告诉您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抄一份送给您。”西塞罗希望科尔尼菲斯乌斯能读他的书并推荐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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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仍然维持着宴会后朗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加正式的宣传新书的办法，称为朗诵会（Recitatio）。朗诵会是一种发布会，会上为应邀来宾朗读作品（或作品片段），朗读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专业的朗读人——但无论如何作者都一定在场。朗诵会成了罗马文学生活的一个制度；公元1世纪后期的小普林尼在信中说，4月份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朗诵会举行。朗读完了，就把书的礼赠本呈给所献的人，其他副本则分赠给作者的朋友和关系人。作者自此正式允许对作品朗读、抄录及流传，这样，作品就算是发表了。作品发表后能否传播开来，要看作者造成的骚动够不够大。显示一本书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书商做出副本向大众出售，他们只有当肯定对该书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所以，罗马的作者都想自己的书被别人抄录，抄的人越多越好，如能出售更是求之不得，尽管作者本人得不到金钱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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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一位作者看到自己的书广为流传并不一定高兴。引起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抄本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或抄本有舛误，会使以后的抄本以讹传讹。（塞内加提到：“有的书我们或是因为字迹太小而丢弃不要，或是因为满篇错误而撕得粉碎。”）对有些作者来说，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没有同意发表的著作会未经授权而流传出去。公元1世纪的一位作家昆体良（Quintilian，又译为昆提利安。——译注）抱怨说，他的两本关于修辞的书“已经在我的名下发表了，尽管那些书我既没有发表，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同样，公元2世纪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的盖仑（Galen）医生对一个速记员颇有微词，因为他未经许可就把盖仑的一篇演讲稿传了出去；盖仑也对他的一些学生不满，他们也是在没有得到他准许的情况下把他的一些著作传给了他人。更糟的是，他授权发表的著作被别人稍加改动后据为己有，还有的人假冒他的名字发表医学论文。一次，盖仑在罗马的一个书摊旁甚至听到两个人讨论一本以盖仑的名字发表的书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他写了一本书作为回应，题目就是“他自己的书”，里面列出了真正是他撰写的著作的目录。盖仑关心的不是他会受到金钱上的损失——毕竟古罗马时期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而是如果冒用他的名字发表了拙劣或错误的作品，那将损害他作为全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医生的名声。然而事实上，在古罗马，一旦作品投入流通，作者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对读者来说，通过分享来传播书籍以及对书籍多次传抄的做法意味着无法核实某部作品是否真正出自某位作者之手，也无法知道抄本是否准确或得到了作者的授权，除非抄本是作者自己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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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厄斯·阿里奥斯在你的墙上留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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