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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了阿提米图斯（Atimetus）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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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中常常可见俏皮话和格言警句（“没有爱过就不会求爱”、“小事不管会酿成大祸”）。“我为武器和人讴歌”这句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开篇的诗句在庞贝各处的涂鸦中出现了17次，一家洗衣店外墙上的字则对这句诗稍加改动，语带双关：“我不为武器和人，而为洗衣人和猫头鹰讴歌。”（据说洗衣人害怕象征死亡的猫头鹰，因为服丧的人穿深色衣服，不需要时常洗涤。）比较有实际价值的是旅店附近墙上的留言，留言有好有坏，是对可能的顾客的劝告：“演员菲布斯（Phoebus，在这家旅店）住得非常愉快”，“住进加比尼乌斯（Gabinius）的旅店，包您不愿意离开”，“店主人，你耍那些手腕要遭报应的。你把好酒留给自己，却只卖给我们水”。还有更实际的，是写给具体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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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乌斯（Samius）对科尔尼里乌斯（Cornelius）说：去上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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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古拉（Virgula）对她的朋友特尔提乌斯（Tertius）说：你让我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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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Sarra），你对人不善，别再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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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西乌斯·伊斯塔西迪乌斯（Lucius Istacidius），谁不请我吃饭，他在我眼里就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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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乌斯·萨比努斯（Gaius Sabinus）对斯塔提乌斯（Statius）表示惜别之情。旅行人，吃面包在庞贝，喝酒却要去努色里亚。努色里亚的酒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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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几段对话——是一句话引起的评论或回应。名叫欧奈西姆斯（Onesimaus）和塞昆杜斯的两兄弟通过在法比乌斯·鲁弗斯（Fabius Rufus）的房子墙上的涂鸦彼此联络：“欧奈西姆斯向兄弟塞昆杜斯问好”，“塞昆杜斯多多问候欧奈西姆斯，我时常惦记着你”，“多多问候亲爱的塞昆杜斯”。这两兄弟留言的房子似乎属于他们共同的朋友。另一段对话是情侣之间的，这次是写在外墙上。“普里玛（Prima），无论你在哪里，塞昆杜斯都想着你。求求你爱我吧。”附近的一条涂鸦可能是对方的肯定答复：“普里玛多多问候塞昆杜斯。”（“普里玛”和“塞昆杜斯”二词各自的意思是第一个出生的女孩子和第二个出生的男孩子，是很普遍的名字。如此给孩子起名是罗马的常见做法。）一家酒馆的墙上写着一段对话，是对一个人求爱未果的嘲笑。第一条留言说：“织布工苏塞苏斯（Successus）爱上了旅店主的一个名叫爱丽丝（Iris）的女奴。但她并不爱他。可是他仍然哀求她可怜他。此段留言者是他的情敌。再见了，没用的家伙！”这条留言引起了回应，就写在同一面墙的下方：“嫉妒的人，你来捣什么乱？乖乖地对比你英俊得多的人低头吧，我遭到了非常不公的待遇，但我很帅。”对此的回答是：“我的话已经说了。我把该说的都写在这里了。你爱爱丽丝，但她不爱你。苏塞苏斯，看看上面的话吧。塞维卢斯（Sev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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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麦乌斯·卡斯特里西乌斯（Maius Castricius）的一座设备齐全的四层住宅的楼梯间墙上，进行了一场更高雅的交流。好几个人在上面写了短诗，有时引用其他地方的涂鸦中常用的对句，却加上了意思的转折和修辞的润色。一条涂鸦引用了哲学家兼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句（“浩瀚的大海景色秀丽”），可能是指该住宅的壮观海景。旁边是一首关于宝石的诗：“我愿成为（戒指图章上的）一块宝石，只要一小时就行，使我能在你在信上盖章时向你献上我的吻。”这些留言处于房子的显眼处，一进来即可看到。在这场公共的戏谑中，住宅的住户和他们的访客似乎在争着拔尖，恰如今天人们对一条博客发表评论或在脸书的墙上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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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留言林林总总，留言的人也形形色色，从高级住宅的住户到角斗士，再到酒吧和妓院的顾客。这说明相当多的人有一定的文化。一说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识字率为10%，但即使是半文盲，也会写“奥菲迪乌斯（Aufidius）到此一游”，或“马库斯（Marcus）爱斯本杜萨（Spendusa）”。一个人哪怕大字不识，也总可以请别人代写。在广场旁边，有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是公共建筑，里面的一条留言说，“阿尔奇姆斯（Alchimus）问候皮尔胡斯（Pyrrhus）。写字人萨曼纳拉（Samanarra）”，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乱七八糟的涂鸦与使用高级的莎草纸卷举行文学晚会的精英媒体系统相去万里。许多写在墙上的东西谁都不感兴趣。正如一条在庞贝各处出现了四次的涂鸦所说：“啊，墙啊，你承载了如此多的无聊的字句，居然还未坍塌，真让我吃惊。”但是，涂鸦提供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用媒体环境。在庞贝发现的成千上万条留言中有一条说：“SCRIPSIT QUI VOLUIT.”——“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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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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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的社交媒体系统运用得最成功的是公元1世纪初一位富有魅力的犹太传教士的追随者。他们努力利用共享媒体，在他教诲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其他宗教不同，它除了讲道，还高度依赖书面文件传播教义，指导信徒，开展辩论，解决争端。从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教会之间就开始不断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新约》的27篇中有21篇是信件（使徒书信），剩下的6篇中2篇里含有书信。总算起来，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写的书信流传到后世的约有9000封。虽然基督教徒有时被称为“信书之人”，但也许说早期教会是一群通信之人组成的团体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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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中最出名的是大数城的保罗（Paul of Tarsus）这位早期教会的重要领导人写的使徒书信。保罗曾多次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传教，希望在那里建立基督徒社区。他旅行期间与他所创立的教会和他计划访问的教会保持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新约》所载的21篇使徒书信中，有14篇据说是出自保罗之手（虽然现代学者对其中7篇的出处提出了质疑）。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具体的教会的——比如，《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哥林多书（前、后）》是写给科林斯（Corinth）教会的——但显然也是为了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教义。这些书信在收信的教会朗读给教徒们听，这是第一波分享；正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帖撒罗尼迦前书》，Thessalonians）中所说：“我因主誓求你们，向众兄弟朗读这封书信。”但他也要求收信的教会把他的信抄给附近的其他教会。他给科林斯教会的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针对的是“哥林多的天主教会和全亚该亚（Achaia，科林斯所在的省）的众位圣徒”；《加拉太书》（Galatia）写给加拉提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地区）的各个教会；给歌罗西（Colossae）教会的《歌罗西书》（Colossians）指示收信人：“你们宣读了这封信，务要使这封信也在劳迪西亚（Laodicea，即老底嘉。——译注）人的教会内宣读；至于那由劳迪西亚转来的信，你们也要宣读。”（老底嘉城离歌罗西11英里。）保罗写信就是为了供人抄写和分享，他的信也确实广为流传。朗读他的书信成了基督徒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早期教会把他的书信视为圣书经文，纳入《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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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书信的流传建立在希腊-罗马世界现有习惯的基础之上。写出基督教最早文件的人是早期教会中识字的人，或者是在皈依基督教的富人家中劳作的奴隶。保罗按罗马惯常的方法口授信件，比如他口授《罗马书》时，记录的抄写人名叫特尔提乌斯（Tertius，在信尾处，他问候了他在罗马的朋友，并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我，写下此信的特尔提乌斯，欢迎你们来到主的怀抱。”）。信交由旅行的人从一个教会带给另一个教会，有时则派人专程送信。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和方便的海上交通使旅行更加快捷、更加安全，也使得罗马帝国内各地之间的联系达到了空前的紧密程度。人们因此而更愿意旅行，无论是为了经商，还是为了参加宗教节日庆祝或运动会，或者是仅为去外地探亲访友。保罗不在旅途中的时候，住在像科林斯或以弗所（Ephesus）这样的海陆交通都十分便捷的城市，以方便发收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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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借书信来管理他建立的教会网，并在教众中培养起一种大家同属更大的基督徒群体的归属感。在信中，他多次把作为某信收信方的教会和其他教会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运动联系起来。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把被其他希腊人迫害的教徒的苦难与在朱迪亚（Judea）同样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苦难等同起来：“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告诉科林斯人，他要求加拉提亚的各教会筹钱帮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并说他期望科林斯人也伸出援手。他还强调，他创立的教会与使徒彼得创立的教会和詹姆斯（James）在耶路撒冷领导的教会等其他教会亲如一家。在基督教创建伊始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感到自己归属于一场更大的运动使人安心。教会的教众想了解别的教会的状况，也想知道他们求援的祈祷是否得到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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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间分享和传播的并不只有保罗写的信。比如，同样载于《新约》的彼得的第一封信（《彼得前书》）是写给小亚细亚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散居在本都、加拉提亚、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比提尼亚做旅客的选民”）。克雷芒（Clement）在公元1世纪末写的第一封信由罗马教会的长老送给科林斯教会，为的是解决因把一些教职人员解职而引发的纠纷。信中提到了保罗的书信，这意味着罗马和科林斯教会都存有保罗书信的抄本；那时，保罗的书信也许已经汇集起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经文。克雷芒的使徒书信显示了书信如何确立了教会长老的权威，被用来解决早期教会成员之间就教义和遵教行为的争辩和异议。自保罗以降的各位教会长老的书信常被用作论据来支持某个神学论点。这方面的例证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西（Dionysius of Alexandria）的书信，他的信传播于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教会，还有安提阿的依纳爵（Ignatius of Antioch）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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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公元1世纪末任安提阿城主教的依纳爵的书信的传播表明了基督教用来分享信息的社会网络的运作。对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罗马人的态度往好里说是心怀疑虑，往坏里说就是充满敌意，隔不多时就发动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在这样一次阵发性的迫害中，依纳爵被逮捕。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被判处武装监押，去罗马接受惩罚，估计要被扔到圆形剧场（Colosseum）里喂狮子。依纳爵带着镣铐，被10名士兵牵着从安提阿前往罗马，途中他受到来自小亚细亚许多城镇的基督徒代表团的欢迎。他写信给以弗斯、马格尼西亚（Magnesia）和特拉雷斯（Tralles）的教会，感谢他们的支持，号召他们坚定信仰，避免异端邪说，并服从他们的主教。他还给罗马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他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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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洛阿（Troas）的爱琴港等船的时候，他听到消息说，安提阿教会的内部争端得到了解决。依纳爵大喜，写信给附近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和士麦拿（Smyrna）的教会，请它们给安提阿去信祝贺。依纳爵还写信给士麦拿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让他通知小亚细亚的所有教会写信给安提阿表示祝贺。途经希腊城市菲利比（Philippi）时，依纳爵也告诉那里的教会给安提阿写信。菲利比人把信送给了士麦拿的主教波利卡普，让他把他们的信和小亚细亚各教会的信一道转给安提阿。菲利比人在写给波利卡普的信中还要求得到所能拿到的依纳爵所有书信的抄本。波利卡普回信说：“应贵处要求，兹送上我们手上所有的依纳爵书信，有专门写给我们的，也有他的其他书信。现全部附于此信之后，定会使贵方受益良多。”这说明，依纳爵的信写出后，几周内即传播开去，一位学者因此把这一文件分享的系统称为“神圣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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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有时甚至能知道写下、抄录和重抄这些文件的抄写人的名字，因为文件中提到他们的名字，或他们自己在文件结尾处署名。在波利卡普自己也遭到了逮捕和处决后，安提阿附近的菲洛梅里厄姆（Philomelium）教会请士麦拿教会给它一份波利卡普生前及殉道事迹录。于是，盖乌斯根据波利卡普的追随者艾雷尼厄斯（Irenaeus）的记录汇编了这样一份事迹录，由一个名叫尤拉埃斯图斯（Euraestus）的抄写人写出来。这封送给菲洛梅里厄姆的信现得名“波利卡普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Polycarp），其中载有如下的指示：“你们听完这些事迹后，把信转给远方的兄弟们，使他们也赞美主。”此信后来的一个抄本上的署名表明它确实经过了抄录和流传：“此事迹录系盖乌斯从波利卡普的门徒艾雷尼厄斯的文件抄来。波利卡普曾和艾雷尼厄斯一起生活。科林斯的伊索克雷特斯（Isocrates）把盖乌斯的抄本抄录下来。愿他们都得主恩典。我，皮翁尼乌斯（Pionius），受圣波利卡普的启示寻找这份抄本，找到时它已因年代久远而破烂不堪，我现在又把它抄写下来。”1945年，在埃及找到了一批存在陶罐里的4世纪时的基督教文件，其中有一组叫“纳杰哈马迪藏书卷六”（Nag Hammadi Codex VI，纳杰哈马迪是埃及地名，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文件的发现地。——译注）。它的书尾题署也证明了当时抄录和流传的做法：“我抄了这一份论文……其实我接到了很多论文。我没有抄写那些，因为我想您也接到了。我连抄写这些都感到犹豫，因为您可能已经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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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杰哈马迪的文件像自公元2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一样，是手本，即写在一张张莎草纸或羊皮纸上，沿一边装订起来，像现代的书一样，不像希腊-罗马时代常用的卷轴。手本虽然深得基督教徒的喜爱，却不是他们发明的：罗马人和埃及人都使用手本形式的小笔记本，因为它们比卷轴体积小，便于携带。罗马的蜡版也经常以手本的形式叠在一起。但似乎这种笔记本和蜡版主要用于作笔记，或记录其他需要马上记下来的信息；正式文件则用莎草纸卷，直到3世纪中期，莎草纸卷仍较受青睐。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向读者推荐手本，因为一只手就可以拿得了，而且方便旅行。但尽管他对这一新形式热情推荐，却应者寥寥，只有新兴的基督教团体是个重要的例外。到了2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都采用了手本的形式，相比之下，非基督教的文件只有不到5%是手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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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舍卷轴而取手本，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份重要文件（或者是马可福音，或者是保罗的使徒书信集）采用了手本形式，随着文件的抄录和流通，这种形式也就得到了确定。另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书写人和抄录人大多仅是识字的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抄写人，他们因此而乐意摒弃传统的观念，即手本是用来记笔记的，真正的文件应写在卷轴上。这种猜测有一个事实为依据：基督教的文件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有的形式。希腊-罗马的文件采用传统的“文字之河”的形式，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段，也没有字间间隔。基督教的文件则每段开头以大字标明，另外还有把字隔开的标记、标点符号、分部符号和页数。这些使朗读基督教的文件对普通人（而不是专业朗读者）来说容易得多。所以，从卷轴到手本的转变可能仅是对希腊-罗马文学习惯更广泛的摒弃的一个方面。一俟基督教在4世纪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手本取代卷轴即成定局。埃及干燥的气候条件利于莎草纸的保存，在那里发现的所有的希腊文件中，2世纪写成的有98%是写在莎草纸卷上的，3世纪时这个比例就降到了81%，4世纪和5世纪比例更低，各降为26%和11%。（在电脑时代，我们又恢复了滚动看文件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是自上而下滚动，不像罗马人那样自右而左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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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创立借助于媒体，从莎草纸卷转向手本形式是早期教会大力利用媒体的又一项长期遗产。作为他那个时代对社交媒体最杰出的使用者，保罗是古代最有影响的书信作者，甚至超过了西塞罗。基督教早期有一些不同的派别互相竞争，就基督训诫的含义以及训诫对谁而发各执己见。保罗利用社交媒体普及了他的观点，确定了基督教会不仅接受犹太人，而且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的原则。他的影响如此之大，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中仍在朗读他的书信——这有力地证明了抄录文件并在社交关系网内传播这一做法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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