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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宗合：《文化创意产业契合北京城市底蕴》，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53/16976/1491194.html，2012年7月2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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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赵勇：《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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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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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10-18/136063.html，2010年4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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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85.htm，2010年4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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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6.htm，2010年4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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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如大卫•赫斯蒙德夫的《文化产业》、约翰•哈里特编著的《创意产业读本》，以及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创意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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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如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陆地主编的“世界文化产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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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迎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时代》，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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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唐任伍、赵莉：《文化产业：21世纪的潜能产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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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李思屈、李涛：《文化产业概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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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国家统计局设管司：《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http://www.stats.gov.cn/tjbz/t20040518_402369832.htm，2012年8月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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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John Hartley, Creative Industrie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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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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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见魏鹏举：《文化创意产业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蔡尚伟、温洪泉编著：《文化产业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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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chor Book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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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九章 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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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起源的故事总是容易变成神话。尽管传播研究被正式引入中国才进入第四个十年，但当前部分传播研究史的叙述已经有了这种倾向。这些叙事大致可以分为扩散叙事和机遇叙事两类。典型的扩散叙事采用编年的方式，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的讲学或者作品发表。这种叙事将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看成是一个传递过程，被传递的内容在扩散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变化，只有时空的变化。典型的机遇叙事则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与需求是导致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比如强调某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或政策出现重要变革，导致传媒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对传播研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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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扩散叙事和机遇叙事看上去相互矛盾，但有的时候却同时出场，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前提假设：都把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看成是一个简单而被动的过程，似乎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是某种因素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或多或少带有波普尔版本的历史主义的特征，偶然性与接受者的能动性则处于缺席状态。本章拟采取一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讲述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我将它称为“创造性的互动叙事”。该讲述方式把这一历史过程看作传播研究的“传教士”根据对潜在听众的判断，创造性地改造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构型（configuration），积极地寻找和满足传播研究的听众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的传播研究者通过本地化策略，将与西方语境中相异的中国公众转化成传播研究的使用者。与此同时，听众也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实践，提出新的需求，积极地改造传播研究，使它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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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接受者的关注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写过《知识人》（Men of Ideas）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在《社会思想名家》里也采取了这一叙事。他在介绍每一位社会理论大师时，专辟一个标题讨论“听众”问题，原因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听众的赞成或反对得到体现的”[1]。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自身正当性的学科而言，听众问题尤其重要。对信息接受者的预期影响着传播者的修辞策略甚至内容。因此，寻找听众的过程展示了新学科（包括其背后的文化、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文化和政治体制相遇时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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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这一互动过程具有创造性，是因为互动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既定剧本，而是根据场景的不同，富有创造性地即兴表演，甚至从实用的原则出发，创造新的场景演绎剧本。有了传者和听众的积极参与，中国当代语境中的“传播学”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传受双方的身份和语境不断变动的概念。换句话说，中国的“传播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传播学在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同时，也被中国的现实所影响。如果不对这一变化过程保持足够的敏感，中国的传播研究将很难做到自觉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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