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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时代在社交关系网内流传的不仅有文字，还有音乐和图像。新闻叙事歌像小册子一样，是比较新的媒体形式。它的歌词是当下发生的时事，合辙押韵，常有夸张；曲调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容易上口，一学就会。新闻叙事歌多为“换词歌曲”，故意使用颂圣歌的曲调，却加上世俗的甚至是亵渎的歌词。传播这些歌曲时，把歌词印刷出来，上面说明所配的曲调。这样的歌曲经大家一起合唱，就连文盲也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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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派和天主教徒都利用这一新的媒体形式传播信息，攻击敌人。路德的新闻叙事诗试手之作是《我们来唱新闻歌》（Ein Newes Lied Wir Heben An），讲的是1523年布鲁塞尔的两个僧侣因拒绝放弃对路德观点的信仰而遭到处决的故事。路德的敌人写歌词骂他是基督的大敌，是伪基督，而路德的支持者则把这个称呼回赠给教皇，并对天主教的神学家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对一位神学家警告说：“山羊，别再咩咩叫了。”）有一首歌《现在我们赶走教皇》（Now We Drive Out the Pope），是对《现在我们赶走冬天》（Now We Drive Out Winter）这首民歌的滑稽模仿，借用了民歌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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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赶走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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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出基督的教堂，赶出上帝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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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里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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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引诱了无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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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开吧，你这该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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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巴比伦的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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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满口谎言，狡诈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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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恶的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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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也是有效的宣传形式。线条粗重的图像夹杂着一些文字，印成大张的海报，可以向文盲或半文盲传达信息，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也借助海报的视觉效果。路德说：“没有图像，我们无法思考，也什么都弄不懂。”最好的海报是路德的朋友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画的。他有的图画直露大胆到惊人的程度：《教皇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oPe）画着一个丑恶的女魔正在分娩，生出来的是教皇和几个红衣主教；《僧侣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onks）显示三个魔鬼在大便，拉出一堆僧侣。有些宗教主题的木刻更加复杂，包含各种典故和多层次的含义，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看得懂，比如，以“受难的基督和基督的大敌”为标题的系列图画描绘基督的虔诚和教皇的奢靡腐败，以达到对比的效果。不过，趋于粗俗的图画谁都看得懂。路德的敌对方也利用木刻回击：《路德的异端行径》（Luther’s Game of Heresy）画着路德在三个魔鬼的帮助下正在熬汤，热气蒸腾的汤锅上标着“虚妄”、“傲慢”、“嫉妒”和“异端”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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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册子、叙事歌和木刻的狂轰滥炸中，公共舆论显然在向路德一方倾斜，这使天主教会愤怒而又泄气。“毫无根据的胡说和不合时宜的书籍”正在腐蚀民众的心灵，一位主教焦虑地如是说。教皇在德意志的特使阿莱安德（Aleander）在1521年哀叹道：“用德文和拉丁文出版的路德著的小册子每天犹如倾盆大雨般劈头盖脸……这里除了路德的论文不卖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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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技术迅速广泛地传播思想使教会进退两难。教会领导人不愿意让路德的观点畅行无阻，但又不愿意正式向民众发表小册子反驳路德的言论。与路德争论就等于承认神学的问题可以讨论，承认公众有权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评价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两者都有损于教会的权威。一旦路德的意见被谴责为谬误和异端后（1521年，他被正式逐出教会），再为教会的这一决定作出辩解反而会削弱决定的权威性，因为那将暗示教会的决定是可以争论的。一些教会官员还担心，对路德作出回应只会使他的极端思想传播得更广。可以说，在回击路德的问题上，天主教会做与不做都讨不了好，左右为难。现今这个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的公司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公司高管通常把网络上的批评斥为无稽之谈，置之不理。理睬那些批评反而抬举了它们，给了它们更大的市场。可是，若对批评不予驳斥，在其他人眼里可能被视为默认那些批评所言不虚，结果事情反而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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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有一条教义，说教皇永远正确，这更使得教会难以对路德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回应。于是，教会决定由像台彻尔和马佐里尼这样的人来代它出征。但问题是，60来个起来捍卫教皇的作者中大部分人写作使用的不是德文，而是神学的传统文字——深奥难懂的拉丁文。路德的作品如同燎原烈火迅速传播，他们的小册子却难掀波浪——只路德一人作品的销量就超过了所有反对派作品总和的5倍。一个批评路德的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 Murner）的人甚至把路德的一本拉丁文小册子译成德文，以便攻击路德的观点。可是，人们购买穆尔纳的小册子不是为了读他对路德观点的反驳，而是要读路德的作品，所以穆尔纳反而弄巧成拙。企图通过审查进行控制也以失败告终。教会禁止莱比锡的印刷商出版或售卖路德及其同盟的任何作品，可是禁令毫无效力，因为在其他地方印的材料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莱比锡。最后，莱比锡市政会代表印刷商向萨克森公爵请愿，说印刷商们可能会失去“房子、家财和全部生计”，因为“他们想卖的、有销路的东西却不准他们印，不准他们卖”。印刷商手里有大量天主教会的小册子，“但他们充足的存货没人想要，白给都送不出去”。在受众参与传播的社交媒体系统中，传播的材料必然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需求，也无法强行传播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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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敌人把路德思想的流传比作传染病。威胁把路德逐出教会的教皇发布诏书说，诏书的目的是“阻止这种恶性瘟疫的蔓延，不让其进一步传播”。同样，路德被逐出教会后，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Edict Worms）警告说必须防止路德的思想进一步流传，否则“全德意志，进而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此种恶疾的感染”。可惜为时已晚——路德的思想已经传遍德意志内外。用现代的话来说，路德的信息已经像病毒一样疯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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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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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和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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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为反叛，禁了他的书，并命令逮捕他这个异端分子；谁敢给他提供食物或住所也作犯法论处。但是，老百姓广泛支持路德，结果世俗当局不愿意严格执行教会对路德的判决。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 of Saxony）甚至命人把路德悄悄救走，安顿在瓦尔特堡。路德在那里藏了几个月，其间仍不断地撰写书信和小册子，最后颜面扫地的阿尔伯特大主教不得不停止在他辖下的领土出售赎罪券。在此期间，路德还把《新约》译成了德文，让老百姓不必依靠神父的翻译，自己就可以读懂。1522年9月，《新约》德文版第一版4000册甫一上市立刻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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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并非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人，亦非第一个批评教会被财富腐蚀、脱离了原本价值的人。14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波希米亚（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位神父约翰·胡斯（Jan Hus）接受了威克利夫的观点，并大力宣传。威克利夫和胡斯都遭到了教会的谴责，1415年，胡斯被宣布为异端，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但是，威克利夫和胡斯只能靠抄录手稿来传播思想，路德却有印刷机相助，使他能把思想迅速传给大批的受众。对路德著作的热烈需求，他本人和广大民众看到，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路德把印刷机看作天赐的工具。一个世纪前胡斯失败了的事，现在路德在印刷机的帮助下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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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初期，表达对路德观点的支持是很危险的，无论是通过布道、朗读小册子，还是唱讥讽教皇的叙事歌的方式。教会对零星爆发的反对严厉镇压，使反对派噤若寒蝉，不敢串联。但小册子大行其道，其中大部分是赞成改革的，这就形成了一种集体信号机制。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说：“各种小册子汹涌澎湃，使人感到舆论的洪流不可阻挡……小册子和购买小册子的人共同造成了他们的力量无可抗拒的印象。”若是想买路德的某一本小册子却听说已经卖完，就知道该小册子非常受欢迎，由此可以推断出很多人同意路德的意见，这样人们就更敢于公开发表意见。有些学者研究突尼斯和埃及等地的现代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运用，他们把这种现象叫作“意见同步化”，因为社交媒体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现状的诸多不满原来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正如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意外获得成功后写信给一位朋友所说的，“我从论纲的快速流传中了解到了大多数人对赎罪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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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中对教会的反感一直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潮汹涌，是路德公开表示了这种反感。但是，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由其分散的性质所注定，内部很快就发生了分裂。改革者一般很容易对想要去除什么达成一致，但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却是人言言殊。一个例子是，虽然改革派同意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是《圣经》经文，不是僧侣阶层，但是他们对经文的含义各执己见。当时欧洲的学术界巨擘，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认为改革派做得过分了。他在写给路德的一封信中嘲讽地指出：“你们规定除了《圣经》，别的都不能看，不能要，但你们要求我们只接受你们对经文的解释，对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拒斥不理。”与此同时，路德的朋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想取消教堂里的音乐和图画，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暴乱，使许多宗教塑像和图画遭到毁坏。其他传教士的神学立场更加极端，煽动了更多的暴乱，其中最激进的是另一位德意志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他说宗教改革应伴之以政治改革，给农民更多的权利。为平息局势，路德发表了题为“马丁·路德诚恳告诫所有基督徒谨防叛乱和暴动”的小册子，并在维登堡连续举行了好几次布道。他在“给萨克森大公的信”中明确表示，他认为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是危险的革命党，尽管他们是受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启发。当称为农民战争的运动爆发时，卡尔施塔特宣布放弃暴力，闵采尔却领导一支农民军于1525年5月投入同贵族的雇佣军的战斗。他兵败被抓，受尽酷刑，最后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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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印刷术，这是近几十年来反复辩论的题目。有些历史学家赞成把印刷视为宗教改革的主要成因——这种意见有时被总结为“没有印刷，就没有宗教改革”。别的历史学家则没这么肯定，说考虑到当时在德意志地区识字很不普及，印刷的影响一定相当有限；在传播路德的思想中，布道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先前的改革者遭到了失败，路德却成功了，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印刷机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要决定印刷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必须考虑当时的大背景。小册子的确为广泛传播路德的观点提供了媒介，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拥护宗教改革的原因包括好几个因素，有路德思想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传播，也有世俗当局不愿被教会呼来喝去的情绪（在宗教改革遭到有效压制的欧洲其他地区，教会就没有如此强势）。归根结底，变革的成因是深层的怨恨：压迫感、政治上的不满、对腐败的愤怒等。新形式的媒体本身并不能触发革命，但它们可以使意在变革的人更容易协调行动，同化意见，召集群众支持他们的事业。路德对小册子的运用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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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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