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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怨无益，我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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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想要的却不能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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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轻你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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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说明我年少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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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是里我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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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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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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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哀，她因受到未说明的阻碍而不能和爱人相会。但诗的意思通过“埋怨无益，我命该如此”这句反复出现的诗句露出了端倪：这句诗是安妮·博林的法文座右铭的译文，法文原文是“Ainsi sera, groigne qui groigne”。它显示出这个阻碍就是亨利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诗人在最后几行向读者使了个眼色：“就到这里吧：聪明的人/不必多言。”——意思是知情人自然明白诗中暗含的意思。这首诗是否是安妮·博林找人捉刀代笔，或甚至亲自动手写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必定对它大为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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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怀亚特的一首诗——“我依靠的柱石颓然倾圮”——表面上倾诉了因爱人的去世而感到的锥心之痛，但普遍认为这首诗对他的朋友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遭到处决表示了隐晦的谴责。（托马斯·克伦威尔曾是亨利八世最信任的谋臣之一，1540年失宠。）怀亚特是利用诗歌的含蓄和模糊来表达政治上不满的专家。他担任亨利八世宫廷的外交官生涯期间，也有几次失宠，1536年甚至一度被关入伦敦塔，可能是因为谣传他和安妮·博林有私情。他从囚室中目击了安妮·博林最终被处死。但怀亚特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历经都铎宫廷命运的大起大落，居然保全了性命，最后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断头台上。他的经历使他深切地意识到廷臣的困境：离权力的宝座越近，就越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一不留神真心流露也越危险。很说明问题的是，在亨利八世的宫廷留存下来的诗稿中，怀亚特关于宫廷生活的讽刺诗“让我来告诉你你想了解的约翰·波因斯”是被传抄最多的，这表明很多人都对诗中的含意心领神会。诗是以一个退出了宫廷生活的老廷臣的口吻写的，他厌倦了对当权者谄媚逢迎，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别人提出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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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面上讲的是怀亚特作为大使访问过的欧洲各国的宫廷，但由于诗词含意模糊的特点，也可以理解为对亨利的宫廷的描述。诗中把宫廷生活比作黄金的锁链（“过这种生活的人/戴着黄金的锁链，身处监牢”），并提到对权力的任意使用（“受命运眷顾的人掌握着权力/不论对错随意挥舞”）。对宫廷中道德败坏和奢靡腐化的现象虽有描述，但主要针砭的是廷臣的虚伪，他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与种种腐败行为同流合污。廷臣被迫“不分日夜，迎合他人的贪欲”，这种屈辱对亨利的随从侍臣来说简直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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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亚特这首诗借用了同时期的一首意大利讽刺诗的格式，也吸收了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三首讽刺诗的内容，那首诗也是对朋友的劝告，告诉朋友在罗马该如何自处（诗人借此机会讽刺罗马人的行径）。也可以通过翻译已有的诗作传达微妙的信息，因为翻用具体的主题（如怀亚特用尤维纳利斯用过的题材）和忠实地翻译整部作品之间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做文章。首先，选择翻译什么作品本身就有其深意；作为译者的诗人可以选择与他想表达的感情相匹配的诗来翻译。翻译时可以通过遣词造句来微妙地表达某种意思。只有熟悉原文的读者才能看得出译者对文字的操纵，这样就掩藏了发给知情人的信息。如果谁看了译文后感到不高兴，做翻译的诗人总能把责任推到原诗作者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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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手法在怀亚特改写的《旧约·诗篇》中显而易见；那些诗表面上看起来是宗教诗，但有着清楚的政治潜台词。诗的背景是《圣经》中大卫王的宫廷，大卫王是个被淫欲蒙心、走上邪路的暴君。他有个忠心的臣下叫乌利亚（Uriah），为了占有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Bathsheba），大卫王不惜杀死乌利亚。当另一个臣下揭发了这件事后，大卫王被迫承认他的恶行并道歉。这些诗写于16世纪30年代，可能是在怀亚特被囚伦敦塔期间。它们像怀亚特的所有诗作一样，以手稿的形式传播，等到怀亚特和亨利八世都去世后才出了印刷版。和它们一起流传的还有一首作为导言的十四行诗，作者是另一位贵族诗人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导言中点明了这些诗借古讽今的意思。萨里伯爵表示希望“王者以此为鉴/看到色欲的恶果”，这“将把他们从罪孽的梦中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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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萨里伯爵自己在16世纪30年代期间以英文无韵诗的格式翻译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第二部和第四部。这一选择乍看之下很奇怪（只选了史诗中的两部，而且整部作品此前已经有了英译本），但他选择这两部就是为了探究淫欲造成的个人和政治后果：希腊人为报复海伦被抢而夷平特洛伊；埃涅阿斯抛弃迦太基女王狄多，使她绝望自杀。可是大家别忘了，这只是翻译！廷臣之间流传分享这类诗作，选择性地引用某些诗句，用这种令人兴奋的隐秘形式表示对国王所作所为的不以为然，叹息他们的共同处境。他们表面上不过是和朋友交换诗作而已，实际上却是在通过这种人对人的交流发出并接受微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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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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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代的手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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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臣圈子内诗作的流传只是当时一个更广泛的现象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收集诗作以及其他的手稿并在朋友和家人之间交换已经相当普遍。至此，印刷机已经发明了100年，但抄录和分享手稿并未因印刷术的发明而过时，手抄本的重要性和普及性反而有所增加。印刷提升了全欧洲对纸张的需求，纸张的生产因此而大量增加，价格下降了（15世纪期间，纸张的价格降低了40％），也更容易得到。印刷的书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教人写作的手册也大批出现。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教人如何写信的书籍极为流行，这证明写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门新技能，人们学习这门技能的热情十分高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读和写，各种手写文件开始大量流传。在羊皮纸的时代，用手工抄录或重抄文件非常费力，但到了印刷时代，手工抄录反而普遍起来，这真是个矛盾的现象。一份文件抄好后，就拿出去和别人分享，或传给下一个人。这样建立起来的手稿流通网可以用于自我提高（收集教育性或励志性的文件）、自我表达（一个人传给别人的文件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和品位）和自我推销（因为诗作和其他的作品起了赞助人和受赞助人之间社交沟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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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活动集中反映在一种大型笔记本里，这种笔记本被称为诗文杂集、选集或摘记簿，里面把好的作品的某个部分或全文抄录下来，成为抄录人自己宝贵的知识储藏。这类书通常为个人所有，但偶尔也在家人之间或朋友圈内分享，《德文郡手稿》就属于这一类。诗文杂集中录入的新内容没有特定的秩序，哪里有地方就抄在哪里，而摘记簿组织得更加整齐，按具体的标题分门别类，以便以后查找。1512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建议为拥有摘记簿的人制订详细的指南，把值得记录的隽语妙文按内容、结构、文体等分列在不同的标题下。（他和当时其他的学者一样，面对欧洲的印刷机吐出的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书籍，发现使用摘记簿是应对这种信息超量的好办法。）一些有意思的事实或修辞一旦抄录保存下来，主人自己作诗、写信或起草演讲稿时即可随时查阅参考。摘记簿或诗文杂集所记录的内容显示了主人的兴趣或喜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保留摘记簿的做法是从过去教士集锦（florilegi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采花”）的传统演变而来的。集锦是从基督教经文和经典文献中摘录节选，汇编起来，作为撰写布道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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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时期存留下来的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内容庞杂，包括信件、诗歌、药方、散文、笑话、密码、谜语、语录，还有绘画。十四行诗、叙事诗、讽刺短诗与日记、食谱、各类船舶名称或剑桥大学各学院的名单以及演讲稿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以便需要时查找，或温故知新，激发新的主意和联想，这只是摘记簿众多彼此重叠的功能中的一项。书的主人通过把诗歌、语录或其他信息抄在书里来加强自己对所抄内容的记忆。如伊拉斯谟所说：“这个办法除了使你善于利用读到的丰富知识，还将使你把读过的知识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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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7世纪的一本共用摘记簿中的一页，上有以不同笔迹写下的多位作者的诗作。（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书及手稿图书馆，詹姆斯·马歇尔和玛丽-路易丝·奥斯本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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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保留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并与他人交换所抄的诗文，这也是一种自我定位的方式：一个人选择抄录或转给别人哪些诗歌或格言很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摘记簿就是其主人的特点和个性的表现。人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摘记簿或诗文杂集借给朋友，而朋友翻阅了内容后又会把感兴趣的东西抄在自己的书里。汇编这样杂集的人就像初次开立博客或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个人简介的互联网用户一样，似乎很高兴有机会使用新学会的读写能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某个特定形象。流传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原创，大多数都引自其他来源。现代社交媒体也是一样：人们在博客、脸书和推特上基本都是转发链接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消息；在某些平台上，如Pinterest和轻博（Tumblr），所分享的信息80％以上都是其他用户过去张贴过的“转贴”或“转博客”。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通过编集和分享别人创造的东西来表明自己的兴趣，确立自己的特性。换言之，分享某些东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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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摘记簿和诗文杂集中，可以辨识人们借以交换抄文、保持联系的分享及抄录系统的踪迹。诗歌写在单张纸上流传，有些被收入诗文杂集中得以保留，虽然通常会把诗抄在书中，而不是把传到自己手中的诗页直接装订或粘贴在书里，因为需要把原文归还主人或转给别人。较长的散文或诗集也许是以“叠”的形式转手——“叠”是几张纸对折起来缝在一起，做成一本小书。以这种形式流传的手稿可以很长，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和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一位摄政王和治安法官的对话》（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sellor of State and a Justice of Peace），这表示读者不介意抄写长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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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书中的页侧笔记会说明某一篇文字从何处传来，解释抄写者是如何得到它的，或给借阅者提示；以下列为例：“托马斯·斯科特先生把约翰·怀特博士的这些诗作送给了沃尔特·罗利爵士”、“J.T传来的‘对欲望的告别’”、“维西·马特·培根兄弟希望你看完或抄好后把这转给他的母亲。J.T.”、“多德雷奇法官的手稿更全”。不过，通常诗文的来源并不标明，甚至有意掩饰。一份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手稿中有一篇淫秽的诗，诗页背面写着：“我祈祷上帝别让人知道这首歌的出处，我因有它而羞愧。”牛津大学汇编的几部手稿集多有相似和重叠之处，这表明，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以及导师之间，分享单篇作品和整本诗文杂集的做法极为普遍。大学、伦敦的律师协会（法律业界的中心）和皇家宫廷是手稿交换最活跃的地方，各种作品在学生、律师和廷臣各自的圈子里迅速流传。手稿也在以家庭、政治派别或宗教团体为基础形成的社交网络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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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来说，参加这些交换手稿的网络是自我推销和晋身的机会，因为这给了他们和赞助人经常联系的借口。诗作和其他作品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可以用来建立并维系有用的关系。会写诗的可以把诗作献给有权有势的赞助人以图赢得青睐，并使自己的诗作被转给别的大人物。高效的手稿流通系统意味着英国那些以赞助人或其他廷臣为对象而写作的诗人可以完全依靠手稿的流传来传播诗作，不需要印刷。许多当时最有影响的诗人，包括托马斯·怀亚特、菲利普·锡德尼、沃尔特·罗利，还有约翰·多恩，他们的作品几乎全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一说这表明精英人士蔑视印刷术，视其为一种下等、可鄙的商业媒介。但事实是，他们的诗作主要是为专门的读者群而写的，而那些读者只要通过传抄就能看到他们的诗；传抄是最合适的传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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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诗作偶尔也会流出所针对的读者群的小圈子，甚至付诸印刷。菲利普·锡德尼从未将他的任何作品印刷出版过，他告诉他的妹妹，他写《阿卡迪亚》“只是为你，只是给你”，但《阿卡迪亚》的手稿已经广泛传播了出去。到1586年他去世时，他的抒情诗在都铎王朝的传播网络中随处可得；在所有的英国诗人中，他的作品是以手稿形式传播分享得最广的。同样，16世纪90年代，威廉·莎士比亚把“甜蜜的十四行诗交给他的密友”传阅，但那些诗很快就流出了密友的小圈子。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其中两首还被列入1599年印刷的诗集《激情的朝圣者》（The Passionate Pilgrim）。约翰·多恩说到，他的一些诗“泄露到外面的世界，我却毫不知情”。他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触及更多的民众不感兴趣。他们把诗看作娱乐朋友、取悦赞助人和自己晋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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