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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愿意，我的头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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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廷臣竞相把哈林顿的妙语彼此偷偷转告，还写在纸上在宫廷内外流传。哈林顿自己也把讽刺短诗诗集的手稿给亲朋好友传阅。用诗歌在宫廷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后，还可以用它请求得到提拔，如果失宠，也可以用它为自己的失误道歉。哈林顿有一首诗是为女王写的：“在我离开时放在了她的靠垫后。”那首诗代表了诗歌和政治晋身之间的明确联系。他在诗中恭维女王说，他的一首诗由于得到了女王的仔细阅读和修改而大为改善，请女王对他个人的情况也给予同等待遇，仔细看看他的情况，并予以改善；他以玩笑的口吻要求：“像您看我的诗一样——看看我的命吧。”诗的签名是“陛下顽皮的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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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还真给了哈林顿几个不太重要的官职，不过虽然哈林顿开了个好头，但他后来做了一件越界的事：他把意大利史诗《奥兰多·富里索》（Orlando Furioso）的一部分翻译成了英文并在宫中流传。翻译的那部分是诗中最粗鄙的部分，故事中又套着另一个下流的故事，有爱情、性、婚外情，还讲到一个女王和侏儒睡觉。女王的女侍臣传阅这个粗俗故事的手稿，不巧被女王发现，于是哈林顿就倒了霉。但伊丽莎白没有简单地把他赶出宫廷了事，而是找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惩罚他。她要他必须把《奥兰多·富里索》这部巨型史诗全部翻译出来——她认为他根本做不到——否则就别进宫。哈林顿证明女王错估了他，他带着全部翻好的史诗回到宫廷，把诗献给女王，又重新赢得了女王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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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他又陷入了麻烦。1596年，他出版了一篇奇怪的关于粪便的作品，题为“埃阿斯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Ajax），借家庭卫生这个匪夷所思的题目进行复杂精巧的政治讽喻。作品标题中的“Ajax”和伊丽莎白时代称呼厕所的俚语“jakes”是谐音词，哈林顿描述的“Ajax”（即a jakes）的变形是他的新发明——抽水马桶。（据说现在代表厕所的俚语“john”就是出自他的名字“约翰”。）哈林顿描述了抽水马桶的功能后，进而写到在广义上“如何把令人作呕的地方变得清新宜人”。他把借助他的发明驱除了疾病的清洁家居与政治的清明相比拟。他大声谴责毒害社会的“粪便”，特别是当时对他的叔父进行的政治攻击。哈林顿做的这些政治暗示再次引起了女王的不悦，又一次把他逐出宫廷，“直到他冷静下来”——不过女王倒是同意在里奇蒙（Richmond）别宫安装一个哈林顿发明的“水柜”。哈林顿后来被授予骑士爵位，那是在爱尔兰的一次伤亡惨重的作战后由埃塞克斯伯爵授予他的——这也使女王非常不满。但是，哈林顿的机智一如既往地救了他，他直到1603去世前仍然一直是女王的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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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顿使用大胆俏皮的诗歌吸引人们的注意，这启发了别的同样胸怀大志但不像他那样家中有关系的年轻人，引得他们群起效仿。比哈林顿小9岁的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以更尖锐的讽刺短诗一举成名，赢得了女王的支持，后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的有些诗作是离合诗，里面暗含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名字。）伊丽莎白驾崩后，戴维斯是去苏格兰迎接詹姆斯六世国王到伦敦登极的小组中的一员；在詹姆斯国王（作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戴维斯也是靠写诗获得国王的垂青。约翰·多恩（John Donne）走的也是哈林顿的路；他先是写讽刺短诗，因此被任命为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勋爵（Sir Thomas Egerton）的秘书。但是，多恩未经允许就娶了埃杰顿的侄女，这下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多恩继续写诗，在宫廷的圈子内流传，力图吸引政治赞助，却徒劳无功。最终，他被授以牧师职，除享有诗名外，还成了著名的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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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林顿、戴维斯和多恩都不是最初立志要做名诗人的；对他们来说，作诗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多恩在1609年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想要的是更严肃的事业（“一条更庄重的道路”），并引用西班牙谚语说：“写不出一首十四行诗的是傻子，写两首的是疯子。”不过，写出巧妙的诗流传出去，正如今天精明地利用社交媒体，可以使年轻人事业腾飞，并借以获得进一步的机会。使用社交媒体来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完全不是新事物，至少在16世纪的都铎宫廷中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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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给我自由，让我了解，让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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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按良知自由自在地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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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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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塔布斯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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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11月3日，约翰·斯塔布斯走上威斯敏斯特市场的行刑台，接受刽子手的行刑。斯塔布斯是英格兰的一位律师，思想倾向于清教徒主义。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英格兰可能会落入与法国再次联姻的深渊之发现”（The Discoverie of a Gapping Gulf Whereinto England is Like to Be Swallowed by Another French Marriage）。他在小册子里力论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和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the Duke of Alençon）拟议的婚姻，说公爵是“化为人形的”魔鬼。伊丽莎白给安茹公爵起了个亲昵的绰号叫“青蛙”；她是否真心考虑过和他结婚并不清楚，但她肯定希望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共同抗衡强大的西班牙。女王可能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的前景使斯塔布斯这样的英国新教教徒震惊、担忧，他们害怕女王会恢复天主教为英国的国教。斯塔布斯自认为自己是捍卫祖国的爱国者，他写的这本攻击安茹公爵的小册子秘密印刷出来传遍全国，小册子反映了他许多同胞的观点，更不用说也代表了伊丽莎白宫廷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廷臣们最终劝说女王放弃了结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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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认为斯塔布斯不知进退，竟敢对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而且还干扰和法国人如此敏感的谈判，因此而怒火万丈。作为对他的小册子的回应，她发表了一份宣言并印刷出来，谴责斯塔布斯“最近不负责任地编写出来并秘密印刷而后恶意地传播到王国各地的邪恶的、煽动性的书”。她痛斥这本小册子满篇的“虚妄不实之词”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较为明智的读者当然马上就能看穿这些谎言，但“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和芸芸大众”还是有被误导的危险。宣言还说，拟议中的联姻丝毫不涉及对英国法律或宗教的任何改变，最后的结论是：“女王陛下有旨，无论在何处发现该诽谤之书，或任何同类之物，均须在官员的监督下予以销毁。”宣言发表几天后，斯塔布斯就遭到逮捕，并被提交审判，定罪为违反了“禁止写作和散布煽动性文章”的法律。既然他用右手写下了那可恶的小册子，就判决用砍刀砍掉他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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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站在行刑台上，对聚集在四周、心情沉重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坚持说自己无意冒犯女王，埋怨女王把犯了更大罪的人都赦免了，却拒绝了他请求女王对自己也大发慈悲的恳求。然后，他跪下把手放在行刑的砧板上，说了句可怕的双关语：“为我祈祷吧，我的灾难就在手头。”刽子手用榔头在砍刀背上猛敲三下，砍断了斯塔布斯的手。为了强调自己对女王的忠诚，他挣扎着用左手脱下帽子，喊道“上帝保佑女王”，随即昏倒在地。他的伤口用绷带包扎好，后来逐渐恢复，伤好后他又活了12年。做过律师和公务员的他一生多姿多彩，所幸他得以活到晚年，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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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塔布斯的故事表明，在马丁·路德的小册子运动和天主教会初期回应的低效无能后，欧洲的统治者意识到，对攻击当局的印刷品，特别是反响广泛的，必须迅速地予以打击。不过他们觉得，最理想的是不要让事态发展到需要回应的地步。于是他们开始严格控制印刷，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危险的宗教或政治文章的出现。如果有人绕过了管控制度，就像斯塔布斯的小册子，就是秘密印刷的，那么偶尔严厉惩罚将对任何想起而效仿的人起杀鸡儆猴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管控印刷只是把它与烘烤面包和织布等其他行业同等看待罢了，因为别的行业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如伊拉斯谟在1525年所说：“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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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6世纪期间，整个欧洲对印刷品的内容以及印刷商的控制日趋严格。一般采用出版前发放许可证的办法，要求印刷商先把要出版的东西提交给宗教当局或世俗当局批准，也有要求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两者都批准的。有些作品会得到批准；有些则当场被拒；还有的可以予以批准，但条件是必须作出某些改动。理论上，只有得到批准的作品才能付印。同时，还曾试图规定秘密出版为非法，禁止未经批准的书籍出版，并限制进口别处出版的书籍。印刷商被迫加入行会，以便当局监督，非行会成员自行开动的印刷机则遭到没收并销毁。法国的规则具体规定：“不得在隐蔽的地方秘密印刷。”威尼斯的印刷商每印一本书都必须事先得到宗教执法官和印刷商行会的许可。在萨克森，除维登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以外，所有地方的印刷机必须停机，印刷商必须登记注册，并宣誓效忠于萨克森大公。在英格兰，出版许证可由主教给予；垄断了出版业的“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的权力越来越大，负责搜寻煽动性的书籍，捣毁未登记的印刷机。公会辩称：“若人人随心所欲，任意出版，出版将沦为散播异端邪说、叛国言论和挑拨离间的手段，而如果只有明理的人才能出版，即可避免此一恶端。”公会的成员支持严格管控媒体环境，因为它保护他们不受来自没有许可证的印刷商的竞争，使他们得以维持价格居高不下。不过，公会为这种自私的立场辩护说，这样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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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头脑灵活的印刷商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威尼斯印刷商逃避当地管控的手法是在未经许可而出版的书上也印上“经许可”的字样，或把这类书标为在别处印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书不受当地规定的管理。其他地方的印刷商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有争议的书的版本说明中印上假名字、假地址，把没获得出版许可的书也说成是得到许可的。私下的印刷照常进行，有时经常转换地方以不致被发现。当局的回应是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1571年，萨克森大公下令，任何人胆敢印刷或经销未经批准的作品，将“严惩不贷”。1581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没有出版许可证的天主教小册子后，英国议会立下法规，谁若写作、印刷或散播任何“包含污蔑女王陛下的虚妄、挑唆、诽谤之词，意在挑拨、煽动或助长不臣之心或叛乱行为”的作品，将被处以死刑。1588年发表的一项皇家宣言要求英国的国家官员“调查并搜寻所有此类教皇诏书、抄件、诽谤文章、书籍及小册子，以及任何引进、出版、散播或宣传这类材料的人”。被怀疑违反了规定的印刷商和书商经常受到突击检查、逮捕、罚款和骚扰。这类法律规定很容易被钻空子，但有时又十分严酷，实际执行起来时松时紧，随意性很强，却反而加强了法律的有效性。印刷商永远不能肯定是否会招致麻烦，这是防止他们违规的一种威慑手段，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敢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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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则的不断严密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看一下出版前得到官方准许的印刷品占所有印刷品（不算政府公告之类的官方文件）的比例即可明白。这个比例从16世纪60年代出版许可制度刚建立时的3％上升到16世纪70年代的7％，80年代达到了42％。1589年至1590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攻击教皇、宣扬清教徒思想的小册子，作者的笔名是马丁·马普莱雷特（Martin Marprelate），使用的印刷机在英国中部四处移动。（一位英国贵族的夫人甚至允许把该印刷机设在客厅里，告诉丈夫说那是用于刺绣的机器。）因此而引发的镇压使这一比例激增到87％。17世纪的前30年，在伊丽莎白之后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大约三分之二的出版物是经过许可的。17世纪30年代，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英国地位最高的主教，他负责监督出版许可的发放；他收紧了出版审查制度，结果经许可出版物的比例再次超过75％。他对敢于写书声称英国教会需要彻底清洗天主教残余的清教徒作者特别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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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劳德迫害的人中最出名的是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他是清教徒、小册子作者，1634年因写了一本被认为攻击查理一世国王的王后——信天主教的法国人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小册子而被剪掉双耳的耳垂。1637年，普林再次被判罪，和他一道判罪的还有两个清教徒作者约翰·巴斯特维克（John Bastwick）和亨利·伯顿（Henry Burton），他们的罪名是撰写攻击教会的非法书籍。（巴斯特维克攻击主教的书是在荷兰印刷、偷偷运进英国的，伯顿则是未经许可出版了一本布道小册子，直言批评劳德。）巴斯特维克和伯顿被带上颈手枷，耳垂被剪掉，普林的耳朵全部被割掉。另外，劳德还授意用“烧得极热的烙铁”在普林的脸颊上烙上“SL”的字样，代表他被判的罪名“诽谤教唆犯”（seditious libel）。同年，国王神秘莫测的最高法院“星室法庭”（Star Chamber）颁布法令，规定出版的书籍不得包含任何“违背基督教信仰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原则的内容，也不得有反对国家或政府，违背自律生活，或良好礼貌，或任何其他需予禁止的性质及题目”。这给了劳德巨大的审查权力。但这项法令标志着审查制度的巅峰时刻。分散的媒体系统很难有效地控制。不久后，出版许可制度即告垮台，英国开始了实现出版自由的历史性实验，这是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而它的后果至今还激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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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如饥似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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