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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英国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倡导出版自由的哲学论点进而激励了18世纪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思想。法国的米拉波（Mirabeau）伯爵翻译了《论出版自由》，宣称它的题材“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法国大革命的一位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说，弥尔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父”之一。在美国，弥尔顿的影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为印刷商辩护》（Apology for Printers，1731年）中清晰可见：“印刷商坚信，如果出现意见不一，双方应有平等的权利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真理和谬误同时登台时，前者总是能胜过后者。”弥尔顿的思想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部分基础，《论出版自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多次被引用，无一例外地用来支持对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广泛保护。比如，《论出版自由》发表300多年后，在反对限制避孕知识的陈述中还引用了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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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17世纪40年代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那时，政治首次成为公众交谈的话题，而驱动讨论的就是媒体的信息分享。自由出版除了使得政治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还因讨论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并影响公共舆论而改变了政治讨论的性质。意见不一的小册子作者彼此争论，公众可以对比他们发表的不同观点，这使得人们把政治进程看作全国大论战。它的一个成果是现代新闻自由的观念；另一个成果是出现了第一批不受限制地报告国内政治的出版物，它们后来变成了最早的现代报纸，虽然向现代报纸的演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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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眼中，17世纪40年代混乱又充满对抗性的媒体环境和互联网的博客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博客环境如同英国内战时期的小册子，是用文章织成的一张网。在这张相互联结的网中，各种文章互相参照，互相争论；作者偶尔匿名，发表的东西有时不可靠，但大都立场鲜明；写作的题目随心所欲，张贴的格式多种多样。有些博主意识到了这一相似之处，甚至采用了17世纪的笔名，这倒是很恰当。今天，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未经过滤的意见，对此我们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个自由植根于近400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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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年轻的绅士或店主若要在晚上有益无害地消磨一两个小时，除了咖啡馆还能去哪里呢？在那里他们一定能遇到大方健谈的人，那是咖啡馆客人的特点，不像别的地方，人们又小气又不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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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为咖啡馆辩护》（16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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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着杯子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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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一项发明改变了西欧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环境，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在愉快的气氛中阅读并讨论各种不同的问题。对这种新的社交场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有些人担心，在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信息丰富的环境里，各种琐碎的信息、流言蜚语和虚假不实之词源源不断，令人听之成瘾，使人无法集中精力做更有效益的事。然而，别的人衷心赞成这个人人平等的新的知识空间——咖啡馆——并认为它“有益健康，培养节制，所费不多，教人礼貌，还激励聪明才智”。咖啡于15世纪末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流行，公元1600年左右流入欧洲，那是欧洲首次接触含咖啡因的饮料。它先是得到欧洲的植物学家和医生的青睐，但由于它能提神醒脑，很快为整个社会所欢迎。与咖啡豆同时而来的还有咖啡馆的习俗，咖啡馆在阿拉伯世界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和消息来源地。160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威廉·比杜尔夫（William Biddulph）注意到，“他们的咖啡馆比英国的啤酒馆还多……有什么新闻都在那里谈论”。欧洲的第一批咖啡馆于17世纪40年代在威尼斯开业，英国是50年代，荷兰是60年代。在欧洲，特别是清教徒的英格兰，咖啡馆很受欢迎，被认为比小酒馆更体面。咖啡馆不供应麻痹头脑的酒精，而是出售使头脑清醒的咖啡。小酒馆通常光线暗淡，里面有时还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咖啡馆却灯光明亮，陈设着书架、镜子、镀金框的油画和高质量的桌椅。喝咖啡被认为是有品位，乐于接受新思想。1672年，一位小册子作者说，咖啡“名气如此之大……不是绅士的人才不喝它呢”。咖啡迅速成为科学家、知识分子、商人以及职员钟爱的饮品。咖啡馆也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读到并讨论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单张新闻纸、公报和新闻信札。1667年一首流行的韵体诗题为“来自咖啡馆的消息”（News from the Coffee-House），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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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喜欢风趣和嬉笑的人，你们渴望听到消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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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面八方的荷兰人、丹麦人，还有土耳其人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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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你们去一个聚会地，那里能听到最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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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咖啡馆吧——此言绝对无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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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从国王到老鼠，任谁做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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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日夜都能在咖啡馆里听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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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伦敦接受咖啡馆最快也最热情。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由帕斯夸·罗塞（Pasqua Rosée）在1652年开办，他是亚美尼亚人，曾给一位英国商人做过仆人，在中东旅行期间喜欢上了咖啡。他的咖啡馆一炮而红，引得当地的酒馆主人向市长大人提出抗议，说罗塞无权和他们抢生意，因为他不是伦敦的自由民。最终，罗塞被迫离开英国，但咖啡馆这个主意扎下了根。到1663年，伦敦已经有了83家咖啡馆。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又建起了更多。到17世纪末，光是首都伦敦就有约550家咖啡馆。有感于土星每绕太阳一圈需要27年的时间，一位小册子作者在1675年写道：“自从我们初识咖啡馆以来，土星尚未完成轨道上的一圈行程，但咖啡馆已经枝繁叶茂，不仅在我们的城市里，而且在大学，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城市和大镇里都为数众多，这不能不令人惊叹。”法国的情况也一样。自从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普罗科佩咖啡馆”于1686年开门以后，巴黎咖啡馆的数目迅速扩大，1720年达到了380家，1750年是600家，1800年达到8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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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不同咖啡馆通常根据所在地的主要活动专门讨论不同的题目。在伦敦，圣詹姆斯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周边的咖啡馆是政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咖啡馆的顾客则以教士和神学家为主。同时，文学界人士在科文特加登的威尔咖啡馆聚集，在那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他圈子里的同行对最新的诗作和剧作进行审评。皇家交易所周围的咖啡馆则挤满了生意人，他们定时在某个咖啡馆出现，以便生意伙伴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他们用咖啡馆作办公室、会议室和交易地点。在交易所路的乔纳森咖啡馆，顾客根据墙上张贴的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表从事买卖。商人和船主在劳埃德咖啡馆碰头。法庭巷的曼咖啡馆出售书籍，伦敦咖啡馆搞拍卖。医生上巴斯东咖啡馆，科学家去希腊咖啡馆，律师则群集乔治咖啡馆。同样，在巴黎，诗人的聚会地是普罗科佩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知识界人士去布雷咖啡馆，演员喜欢英国咖啡馆，音乐家通常去亚历山大咖啡馆，军官则集中于西班牙军械咖啡馆。盲人咖啡馆同时也是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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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多家咖啡馆的主顾，选择去哪家要看他们的兴趣。比如，一位商人也许每天在金融人士常去的咖啡馆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去一家专谈波罗的海或西印度或东印度船运的咖啡馆。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涉猎极广，要知道他对多少题目感兴趣，一个办法是看他的日记；他自己在日记里说，17世纪70年代他光顾了伦敦大约60家咖啡馆。有些咖啡馆与特定的题目联系得密不可分，1709年在伦敦创刊的《闲谈者》（Tatler）杂志甚至用咖啡馆的名字作主题文章的标题。《闲谈者》的创刊号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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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骑士风度、消遣、娱乐的报道都置于题为“怀特的巧克力馆的文章”下，诗歌属于题为“威尔咖啡馆的文章”，学问在希腊咖啡馆题下，圣詹姆斯咖啡馆文中可找到国外和国内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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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涉及什么题目，在咖啡馆主要做的事都是分享和讨论新闻和各种观点，有口头表达的，有手写的，也有印刷品；咖啡馆的顾客除了喝咖啡、吸烟，还想了解吸收信息。客人一踏入咖啡馆，就会有人透过浓厚的烟雾招呼道：“有什么消息吗？”然后客人就走到一张堆满各种纸张的大桌子旁寻找空位坐下。据1682年一位作者的介绍，进到咖啡馆里面，会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放满了烟斗和小册子”。咖啡馆订有期刊并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的咖啡馆还有外国日报和公报，或订有手抄的新闻信札。1707年的一份叙述说：“咖啡馆特别适宜随意聊天和悠闲地阅读各种新闻出版物、议会开会时投票的情况、每周一次的刊物以及任何其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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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在桌旁坐下后，付一便士买一浅杯咖啡，那种杯子也叫碟子；接下来就阅读或者和别的顾客讨论最新的消息和小册子，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时，一个顾客会大声朗读一篇文章，中间不时停下来作出说明或与人讨论。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一套印刷而成的咖啡馆规则规定：“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都不必为地位高的人让座。”17世纪的一首韵体诗解释说：“绅士贵族，贩夫走卒，都一律欢迎；大家共坐一处，人人高兴。”讽刺作家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写道，卖咖啡的“不承认人有高低贵贱，绅士、工匠、贵族和流氓混在一起，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这里是纯粹交换信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对各种思想反复斟酌，根据其是否合乎道理或被人接受吸收，或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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